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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清史学界动态和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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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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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的端倪已现，只是尚未连成一气，题名“拾零”概即为此。
尚小明《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揭示了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发达之间的关系，并对游幕学人在清代大规模清理以往学术成果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作者相关的专著《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也已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作者将清代重要学人的幕府，分为三个时期（顺康雍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时期），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特点与转承关系，并将它与整个清代历史和学术文化发展史联系起来，史界前辈周一良为之作序，认为此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好书”，并对出身李鸿章幕府的两江总督周馥（周一良曾祖）的为人行事进行了考辨（《燕京学报》新七期）。
乾嘉学术的研究是学术史中的一个重点。彭林《阮元实学思想丛论》探讨了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阮元的为政为学，认为阮元继承顾炎武、戴震的实学思想，既深于考证，也不鄙薄义理，而且注重实地考察以确解经典，在会通中西、建立新的民族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政尤重视海疆防务，是林则徐以前就坚决禁烟的朝廷命官之一，体现了实学学者勇当国难的崇高境界；郭康松《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则认为“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以经证经”、“去古未远”的用证原则、“袭用前人成说”征引文献资料必须引用原文、注明出处的引据规范等构成了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主要学术规范，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变了传统学术中重思辨轻资料的倾向，是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的标志（均载《清史研究》第3期）。汤仁泽《论常州学派兴起的社会条件》（《史林》第4期）从地域角度研究了乾嘉学派中重要的派别──常州学派，认为它的兴起，不仅有赖于当地教育程度与攻读儒家经典之深这两个社会条件，而且与文字狱所造成的严酷的政治风气不无关系。黄长义《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对研究乾嘉学术的衰落有参考意义。
与乾嘉学术有关的另一重要问题即《四库全书》的纂修及研究。童庆松《〈四库全书〉源流要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对《四库全书》及其衍生之相关书籍作了梳理，厘清了其中学术发展的脉络。《四库禁毁书研究》一书共收录了论文20余篇，涉及纂修《四库全书》时被禁毁的叶向高、茅元仪、钱谦益、屈大均、吴应箕、函可、金堡、石濂大汕、吕留良、鲁之裕、何乔远、陈济生等人的著作研究，从禁毁书角度对清代这场思想文化普查运动进行了具体考察。正如有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四库全书》及其编纂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文化典籍整理和总结，而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普查运动，特点是寓禁于修，统治者以儒家教主的身分出来裁断思想文化领域的是非，表现出清代皇帝积极干预思想文化领域的意图及倾向，其社会效果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深刻而持久的。由于四库选录书和禁毁书的数量几乎相埒，不研究禁毁书，不足以察照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底蕴，也难以弄清清代文网究竟具体延伸到何种范围，统治者的神经究竟敏感到何种地步，四库馆臣的心理被震慑到何种紧张程度。只有对全部禁毁书作出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才有可能对重新认识《四库全书》和评价禁毁书上深入一步（王钟翰《四库禁毁书与清代思想文化普查运动》）。
其他方面。刘大年绝笔《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长文，跳出经学谈经学，从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角度，对儒学的特殊形态──经学进行了明朗畅快的分析。汪学群近年从事清代易学的梳理和研究，《王夫之易学中经世思想》（《清史论丛》）是其中的一个成果。江庆柏《清代苏南望族与家族文献整理》、李世愉《清代编录〈天一阁书目〉考》（载《清史研究》第2、3期）则对清代江、浙地区文化发展的两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考证。李海荣《清代的青铜器研究》（《文物季刊》第2期）、钱潮《清代嘉道咸瓷器特征》（《东南文化》第1期）分别考察了清代的青铜器、瓷器的特征，对文物整理和鉴别工作提供了相关准绳。单国强《明清宫廷肖像画》、王家鹏《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清代宫廷佛堂典型模式》（均载《明清论丛》）两文也是对清代宫廷史和文物史的专门研究。韩凝春《清代江浙族学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全面考察了清初至民初江浙族学的发展、演变情况和社会文化功能，作为宗族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族学，为宗族的强、盛、善、稳起了积极作用，但对其消极作用注意不够。
此外，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作为文学研究者渗透历史领域的尝试，也受到了关注。作者在明清之际“士人话题”和“明遗民”两个主题下展开研究，选取了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易代之际文化现象论说、作为话题的“建文”事件和关于“言论”的言论等角度，对易代之际士大夫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构思巧妙，富有启发。但是社会大动荡、斗争极其尖锐时期，士大夫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表现是十分复杂多样的，而且变化多端，作为研究基础的史料的不确定性也是突出的，把握士大夫表现的主流和本质，描绘它的丰富多样，其难度显然可见。在这些方面，作者是有偏颇的。如说士人的经验反省归于“戾气”，说义军的混杂归于士人“与义”的尴尬，置明清易代之际同样存在的、可以表现士大夫壮怀激烈、百折不挠等心理特征的大量反证于不顾，虽然抓住了构成朝代更迭中广阔社会生活图景的某些片段或一些影象，但对读者形成明清之际士大夫集团的整体形象及掌握主流形态的帮助显然不够，从而也影响到人们对时代特点及人物群像的理解。此外，书中引文的处理、使用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方式也显得生硬，影响了文字的流畅性，使阅读过于艰涩。
4．民族、边疆与中外文化交流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政权，满族史与清史研究密不可分。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一书，是介于满族史和社会史之间的研究著作。全书分早期婚俗及其在清代的遗存、八旗制度下的妇女生活与婚姻、通婚与融合等既有内在联系又各有侧重点的三大专题，通过对收继婚、一夫多妻与一夫一妻多妾制、指婚、选秀女、满汉通婚、满蒙通婚等在满族社会发展史上存在和发生重大影响的系列婚姻形态变迁的研究，描述了满族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并接受汉族文化影响之后，妇女的生活实态及发生的变化。本书有个突出的特点，即站在“边缘”看“中心”。有两层含义：一是作者摒弃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研究视角，从无论是地域上还是传统政治上都处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本身发展史入手进行研究；二是离开传统的以男性及其活动构成历史主体的“中心”研究，选取以往极少受到注意的满族妇女生活和婚姻状态的“边缘”展开研究，选题上的创意和难度可见一斑。此外，厚实的研究基础、综合的研究方法在书中也有突出表现。作者对制度史有深刻把握，重视史源研究，小从语词的界定，大到对制度、名物的形成、演变，无不追根溯源，清析明辨，将研究对象完整而又流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还使用了大量的清代档案，并特别注重对满、蒙史料的收集、对比和运用，因而得出可靠结论。作者在民族学、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的素养和习染，也为传统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阔了视野。总之，严谨、细致的笔法，准确、独到的结论在书中随处可见，是1999年度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此外，《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8月版），是作者对“口述史学”方法的一个新尝试，将“口述”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作者通过对现在仍然存世的旗人妇女后代（尽管在民族成分上有的是报汉族，有的是报蒙族）的访问和附于各篇末的访谈者记背景资料，使我们对清代八旗妇女的生活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深切体会。
苏发祥《清代治理西藏政策》（民族出版社1999年3月版）一书，结合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清朝治理西藏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审视和研究，如噶伦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扶植格鲁派，通过达赖、班禅二活佛管理西藏等等。正如序者所言：“这些举措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要作用与影响，而且对今天的藏事工作和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尤其是清朝治理西藏的宗教政策和经济政策，是清王朝管理西藏的重要环节，也是作者着力梳理、论述并颇有创意之处。
边疆、民族方面的专题论文，北疆所占的比重较大。如王思治、吕元骢《17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分十五部分对康熙年间噶尔丹的兴亡和康熙决策进行了论述；徐凯《满洲八旗中高丽士大夫家族》研究的是八旗满洲中的朝鲜成分（均载《明清论丛》；达力扎布《清初察哈尔设旗问题考略》（《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则探讨了清初蒙古察哈尔设立八旗的问题；杨选第《清朝康雍乾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税法述略》（《清史研究》第3期）对清代前期内蒙地区的税收原则和畜产税、农业税和工商杂税的征收与管理法进行了阐述；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文化刍论》（《民族研究》第3期）探索了清代回疆的法律文化；陆韧《试论明清时期滇缅水路的兴起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2月版）则研究了南疆交通史上滇缅水路的兴起与发展。晏子友《清朝外藩封爵制度》（《社会科学阵线》第3期）对清朝的外藩封爵制度进行了总结。
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西学与传教士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何兆武《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学术月刊》第1期），从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当时中国历史的当务之急、当时东渐西学的性质这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末清初西欧的天主教传教士传入的神学体系与中国时势要求的背离，认为对中国从中世纪转入近代起推动作用的还是深受19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影响的中国学者。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史林》第4期，待续），对天主教与中国士大夫集团尤其是东南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耶酥会与东林党、教徒结社与复社的“文艺复兴”有内在联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中，教会内外共赴国难，西方势力较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中。朱庆征《顺治朝上帝坛》（《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对顺治十四年开建、康熙朝即废弃、《乾隆京城图》上也不见踪影的上帝坛进行了考证，为探讨顺治帝与耶酥会士汤若望的关系及所受西方宗教的影响提供了实物证据。加拿大蒂尔贡与李晟文合作的《明末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与北美传教活动相比较》一文，以法国传教士的书信、笔记与报告为基本史料，从文化史角度分析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携入的西洋奇器的数量、种类及在传教布道中的作用，并与法国传教士携入北美的器物相比较，认为这些“西洋奇器”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进步意义，遗憾的是它们的作用没有被认识、研究和充分利用。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则对中国瓷器西传史进行了研究。吴伯娅《从康熙满文朱批奏折看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也从特定角度出发，对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自己的见解（《清史论丛》）。
1999年澳门回归，有关澳门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万明《清朝前期对澳门的治理》（《清史论丛》）介绍了鸦片战争前中央政府管辖澳门的情况，但面临葡萄牙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黄庆华《澳门与中葡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则就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中葡关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葡萄牙人东扩与居澳缘起、议事会与关闸门之设置、澳门的鸦片走私与苦力贸易、“澳门地位”与中葡立约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龙心刚、彭学涛《论清政府早期的澳葡政策》（《河北学刊》第4期）重点考察清军入关至鸦片战争前的196年中清政府对澳葡政策的发展沿革、特点及对澳门的影响；王东峰《清前期澳门地租沿革考》（《岭南文史》第1期）结合中葡文献具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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