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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清史学界动态和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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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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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盛世始成时期；康熙四十七年至乾隆十六年（1708-1751年）为盛世发展时期；乾隆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1751-1795年）为盛世顶峰时期；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八年（1795-1813年）为盛世始衰时期，并指出在世界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盛世时期，清政府仍然坚持闭关自守政策，导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制度史方面有重要突破，代表作是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此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选题的角度十分有特色，作者选取了以往研究者忽视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如廷试、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明通榜等等，得出明确结论，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偏误（如对廷试的解释，许多辞书也有疏漏），而且填补了制度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明通榜等，都是前人没有或很少研究的。二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制度的源流和演变，偏重释疑，颇多考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实事求是、翔实可靠的结论，是研究制度史者不可不读的一部参考书。王戎笙《清代前期科举取士的兴废之争》考察了从顺治到道光年间，朝野上下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利弊之议和兴废之争，认为有些议论之深刻，可以和清末洋务派或维新派人士的议论相比美，但在新式学堂出现之前，任何人也避免不了认识上的局限；刘风云《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探索了清代督抚在清代监察体制中的地位、督抚察吏的权限与职责、督抚察吏的风格与地方吏治等问题，其对督抚在清代监察体制中的地位探索尤见功力；对前人较少涉及的清代官印，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综论》可供参考（三文均载《明清论丛》）。
过去有争议的问题继续得到探讨。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的结项报告《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赞成的如纪实《评〈李自成结局研究〉》（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一文，认为《李自成结局研究》以严谨的学风，对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脉络进行系统的清理，对争论各方的观点和论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对李自成兵败以后的下落做了明确的回答和有力的论证。文章指出“这部论著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奉天玉和尚有关文物的鉴别与研究”，即通过识读夹山寺遗址出土的阳圹灵符砖，使夹山‘禅隐’说“失去主要依据而被彻底推倒了”。反对的如刘重日主编的《李自成终归何处》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9年8月版），集中了持李自成禅隐石门夹山说者的重要论文和部分发言，是禅隐说者对《李自成结局研究》最激烈的反应。本来，学术争论有利于澄清问题，但超出学术范围的某些争论，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使问题复杂化，制造不必要的混乱。只有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研究和讨论，才有助于争论趋向统一，更加接近科学。
《郑成功研究》是1997年7月在泉州举办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体现了当前郑成功研究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陈东有《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通过对中国内陆及东南沿海贸易带的研究，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指出郑氏集团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表现，除了集团利益的考虑外，也有发展海洋社会经济的意识。胡沧泽《郑成功与隐元禅师赴日的关系》一文，通过分析新发现的郑成功致隐元信件等材料，对隐元东渡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使命的说法提出反诘。此外，伍天辉《郑成功胞弟七左卫门家族在日本的衍派》、叶恩典《何义与郑成功家族》等文章都介绍了一些新的材料和史实。
2．经济与社会
区域经济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中发展迅速且成果丰硕的领域，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研究已成系统。李伯重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有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农业资源、农民的经营规模、生产方式、蚕桑亩产、水稻生产和集约化程度等多方面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又推出《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明清江南肥料探讨之一》（《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在考察明清江南地区水稻、桑树、棉花、麦、油菜、豆等主要农作物亩施肥量的基础上，分析肥料需求变化的地域特点，以求对江南地区单位面积作物施肥数量和作物播种总面积的变化作出大致估价，使我们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和特点有更加深入、具体的了解。许檀也是研究区域经济用力颇勤、成果可观的学者，其《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清代前期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第1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分别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华北、东北、台湾等若干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及商品流通、对清代前期江西九江关及商品流通、对全国运河、沿海和长江等三条主要水道的商品流通格局变化等问题细致、深入的考察，在点、面结合研究的基础上，力图构筑一个能表现明清时期各地区域经济和商品流通发展面貌、表现特征的轮廓。王业建、黄瑩珏《清代中国气候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华东、华北地区气候冷暖周期与旱涝灾害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粮价与自然灾害关系以及1641-1720年、1741-1830年、1831-1880年等几个时间段的粮价与旱涝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认为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并无明显关系，货币、人口、水利设施等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冷暖周期变迁的影响还来得大。周玉英着眼福建，其《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农村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和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土地典卖》（《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别对当地的农村经济和土地典卖进行了研究。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第3期）也是研究福建当地的经济现象及其影响的文章。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论清代华北农田水利的失修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3期）、《清代华北农村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考察》（《清史研究》第2期）、《清代华北农村封建剥削和农户工副业生产状况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等文章对华北农村和农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周翔鹤《关于台湾一田二主制的一个分析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用产权学派的一个分枝理论模式解释了清初台湾一田二主制的产生。卞利《清代江西赣南地区的退契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王社教《清代安徽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中国农史》第4期）、阎富东《清代江汉平原普通农户收入状况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等文章对分别江西、安徽、江汉平原等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有关清代商人组织及其功能探索趋于深入。范金民的研究着眼于江南，其《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清史研究》第2期）、《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分别对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及徽州商帮在江南的慈善设施的设置、运作和管理进行了探讨；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则对清代商人组织的演变进行了纵向论述。
其他方面。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探讨了分属官方和民间的市镇管理体制和多重管理机构；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第1期）通过对清代前、中期两个时期的人口、人口增长率的比较研究，认为明末清初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降，清代前中期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稳定在0.7%左右，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是不可信的；杜家骥《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兼析所谓清代“钱荒”现象》（《史学集刊》第1期）一文，认为当时的“银贱钱贵”与白银的扩大使用、不断内流有关，政府不断铸钱以追求人为的银钱比价，造成铜钱大量增加，成为制钱贬值的原因之一；朱根《清代典当业的兴盛成因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晃中辰《清代前期高利贷猖獗及其影响》（《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分别对清代的典当业和高利贷进行了分析。
社会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最显生机、蓬勃发展的一个领域。冯尔康开始清代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众多。其《清人生活漫步》一书，共收集作者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章39篇，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有清一代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涉及婚姻家庭、移民社会、名人生活、社会观念、政府指令与妇女行为方式关系等方面。
利用档案、文书结合其他官私材料进行实证研究是社会史研究中的新风尚，特别是在明清基层社会研究的实践中，尤为多见。郭松义近年来利用档案、方志等材料，对清代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扎实的研究，《清代的寡妇转房》（《清史论丛》）是其中的一项成果。王跃生《清代中期童养媳的个案分析》（《清史研究》第3期）、《清代中期家庭规模分析》（《中国史研究》第4期）、《清代中期妇女再婚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也是三篇利用档案对清代中期童养媳、家庭规模、妇女再婚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具体研究的文章。郭润涛《清代的“家人”》利用大量的官私文书和幕学书对清代的“家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阿风《试论明清的“接脚夫”》、（均载《明清论丛》）则主要利用契约文书等材料对过去没有什么研究的“接脚夫”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有关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何龄修《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清史论丛》）揭露了清初盛行北京的吸烟风、吃喝风、人市、联宗等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关系》（《中国史研究》第3期）是作者有关华北庙会研究的延伸，从明清以来社火仪式表演判断其存在的功能意义，揭示社在基层社会中的重要位置。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第2期）则对广东东部的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进行了研究。刘大可《〈年初一〉所反映的闽西乡村社会》（《福建论坛》第1期）、徐晓望《从〈闽都别记〉看中国古代东南区域的同姓恋现象》（《寻根》第1期）则对福建地区独特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具体研究。
此外，赵全鹏《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通过对儿子、嗣子、女儿、节妇等不同的赡养方式进行分析，为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提供了历史参考。杜景珍《浅谈清代民间秘密教门对信教农民的影响》（《中国农史》第4期）阐述了中国民间教门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的秘密教门对农民的影响。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魏露苓《明清动植物谱录中的生物学知识》（《文献》第2期）两文则体现了有关灾害史与科技史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3．学术和文化
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方兴未艾。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是作者研究清代学术史20年来的一个总结性文集。作者注意选取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关键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讨，重在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学术演进的趋势。由于作者在学术史方面长期浸润和潜心研究，能够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较好地结合起来，得出游刃有余的结论。如《双鹤瑞舞考》表现了作者考史证事的功力，结论言之成理，确乎可靠。《榕村语录发微》是作者在标点李光地《榕村语录》及《榕村续语录》的基础上作出的研究，认为李光地是康熙一朝大臣中最深通《易》学者，但他为了与康熙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在晚年完成了学术宗尚的根本改变，以恪守朱子学的面貌出现在朝野，这是一种以帝王好尚、政治得失为转移的学术投机，他从因“冒名道学”被逐出翰林院到以“才学俱优”荣登相位的演变，不仅典型地反映是清廷最高统治者的理学观，也折射出理学僵化、日暮途穷的深刻本质，这些结论均非泛泛而谈，是在潜心研究基础上的心得之言。书中类似之处，不一而足，晚清以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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