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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王朝的“废昏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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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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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煽动政变。正如《南史》传论所评：“位在具臣，而情怀伊、霍，仁者有勇，验在斯乎!”如所周知，南朝高门由于“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故“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19]。在王朝更替、帝位篡代之际，“酿成雍容观变之习”[20]。而蔡兴宗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冒可以不冒的危险，这在东晋后期高级士族衰落之后[21]，确是佼佼者，南朝实在找不出几个。但是必须指出，这毕竟是个别的、极少数的，前废帝等荒主之所以被推翻，靠的不是这几个人的四出活动，制造舆论，而主要是越来越多的官吏出于个人身家性命受到暴政威胁，不得已而参加的自救活动。这正是统治阶级“废昏立明”能够成功的特点。
以上两个条件，只要昏暴君主怙恶不悛，一般说，地主阶级迟早会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达到“废昏立明”之目的，使政治上层建筑重新适合经济基础。这是通过《蔡兴宗传》和有关事实看到的另一规律。
第三，前废帝的被推翻，采用了宫廷政变形式。这种形式在昏暴君主的胡作非为尚未达到使自己完全孤立的条件下，可能是较容易取得胜利的形式。《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后废帝昏暴，领军将军萧道成遭忌，有人劝他逃离建康，去广陵。亲信纪僧真说：“主上虽无道，国家累世之基犹为安固，公……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公为逆，何以避之？”萧顺之等又建议：“帝好单行道路(指喜好少数几个人出游)，于此立计(指狙杀)，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鲜有克捷，徒先人受祸耳。”这些话表明：首先，昏暴君主在一个时期内仍有不少人盲目支持，所谓“累世之基犹为安固”，实即此意。其次，在此条件下地方起兵，采公开反抗形式，被安居京师的天子目为叛逆后，是很难取胜的。上举宋前废帝时徐州刺史刘昶起兵，因部下多不支持而失败，便是一证。再次，要想成功，便应乘荒主愚昧、麻痹之机实行狙杀、宫廷政变。这一意思蔡兴宗对沈庆之也说过：“车驾屡幸贵第，醉酣弥留，又闻屏左右独入閤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总的看来，在南朝推翻荒主，这种形式用的较多。但由于皇帝与群臣、中央与地方力量对比，各个时期并不完全相同，也还存在其他形式：
1．如果大臣掌握大权，就可以主动废黜昏暴君主。如刘裕死，宋少帝即位，昏暴无道。当时尚未把实权全部交出的顾命大臣、录尚书事徐羡之等，一看大事不妙，“社稷将坠”，便公开率兵入宫，将他废黜，改立能代表整个阶级利益的刘义隆为帝。这样便为“元嘉之治”创造了基本条件。在封建王朝史上，采用这种形式突出的还有汉代霍光废昌邑王的先例。
2．如果君主昏暴，而在京师一时又没有条件发动宫廷政变，地主阶级便可通过地方上起兵，打到京师，将他推翻。这种形式在宋前废帝时已露端倪。除上述刘昶起兵外，《蔡兴宗传》还记载，他由内官改除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愿去。他的外甥袁顗也由内官改除雍州刺史，行前劝蔡兴宗别拒绝这次外任，说自己据雍州(时治襄阳)，“地胜兵强”，离荆州近，互相配合，“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桓、文指齐桓、晋文。所谓桓、文之功本指安定东周王室，这里实指从地方起兵，“废昏立明”，安定宋室。此事虽因蔡兴宗没被说动，未去荆州，特别不久刘彧等宫廷政变成功，而没有成为事实，但却说明地方起兵也是人们推翻荒主所考虑的一种形式。尽管如前所述，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形式“鲜有克捷”，但只要昏暴君主怙恶不悛，地方起兵便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由弱变强，最后夺取胜利。这可用齐东昏侯时的事例加以说明[22]。当时京师始安王萧遥光举行政变，失败；尚书令徐孝嗣等谋行废立，未及发动，被杀。于是地方起兵便接连不断。首先是江州刺史陈显达发难于寻阳(在今江西)，接着是平西将军崔慧景举事于广陵(在今江苏)。这两次起兵虽系陈、崔二人出于自身利益受到威胁而举行，且均失败，但都与整个统治阶级利益一致。崔慧景在起兵前对部下说：“幼主昏狂，朝廷坏乱，危而不扶，责在今日。欲与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陈显达失败，长史庾弘远被杀时“谓观者曰：吾非贼，乃是义兵，为诸君请命耳”。都是证明。在这之后，雍州刺史萧衍又起兵于襄阳，拥立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因为实力较强，东昏侯又进一步丧失人心，在萧衍接连胜利，兵临建康城下之时，城内发动政变，杀东昏侯，地方起兵终于得胜。萧衍进城，见到尚书令王亮说：“颠而不扶，安用彼相”[23]。王亮答曰：“若其可扶，明公岂有今日之举？”这就证明，在他们看来，君主昏暴，本应用合法手段极力劝阻，东昏侯因已不可救药，所以才用地方公开起兵的形式推翻他。
3．通过敌对政权的力量来消灭自己的荒主。这是在宫廷政变、地方起兵条件都不具备情况下，地主阶级不得已而采用的形式。北朝高齐后主昏暴，为北周武帝所灭，便属于这一类。试看周灭齐[24]，公元576年十月出师，第二年正月攻入邺都，二月全部灭齐，前后只化了四个月时间。是周军太强，齐军太弱的缘故吗?否！今以一例证之。为抗周军，齐后主至晋阳巡视，畏惧，潜逃回邺，留守晋阳的“王公卿士”便积极推安德王高延宗为帝，曰“王不为天子，诸人实不能为王出死力”。君主一换，士气大振，一度大败周军，几乎活捉武帝。后因与周军兵力相差悬殊，方才失败。可见，北齐将士不是不能打仗，其所以“皆无战心”，后来周军围邺，又出现“朝士出降，昼夜相属”的现象，实际上是对昏暴君主的消极反抗。《北史·儒林·熊安生传》：乃大儒，任齐国子博士，闻周军入，令家人扫门，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矣”，“俄而帝幸其第”。安生赞美他伐齐是“龚行天罚”，相当于武王伐纣，反映了齐臣民欢迎周军打来消灭暴君的心情。大概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吧，魏征在《北齐书》帝纪总论中说：由于后主昏暴，“于是土崩瓦解，众叛亲离，顾瞻周道，咸有西归之志”。后两句见于《诗经》[25]，在这里是双关语，“周道”当指周武帝的进步政策，“西归”便是指齐臣民倾心西方即北周。可见，推翻昏暴君主，通过敌对然而进步的政权，确是又一种形式。
以上三点，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即封建皇帝不是孤立的，而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因而他必须保护他阶级的利益，如果违背了这一使命，他的阶级便会想方设法(如通过谏诤等)劝他回头，直到不得已用暴力“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宋书·蔡兴宗传》及有关材料，比较典型而集中地反映皇帝与其阶级的这一关系，对我们研究古代皇帝制度是颇为宝贵的。
[1]《宋书》卷七《前废帝纪》史臣论。
[2]《宋书》卷七《前废帝纪》。
[3]以下引文凡不另出注者，均见《宋书》卷五七《蔡兴宗传》及《资治通鉴》卷百三十。
[4]参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196页。
[5]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
[6]《宋书》卷八四《袁顗传》。
[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一。
[8]《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
[9]吴竞：《贞观政要》卷四“尊敬师傅”条。
[10]《历代职官表》卷二四、《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八。
[11]《清史稿》卷二○○《允礽传》、《历代职官表》卷二六。
[12]《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
[13]《孟子·梁惠王下》。
[14]《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15] 参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后废帝一。
[16] 《宋书》卷七《前废帝纪》。
[17]《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
[18]《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年。
[19]《南齐书》卷二三史臣论。
[2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
[21]参拙文《略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2]参《资治通鉴》卷一四二至一四四齐东昏侯时期各条。
[23]原文见《论语·季氏》。此处指责王亮作为宰相，没有很好地辅助东昏侯，改变其昏暴行为。
[24] 参《资治通鉴》卷一七二至一七三。
[25]《诗经·桧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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