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官僚士大夫是弘扬佛法的一支主要力量，现存的很多的宣佛小说，很多是具有佛教信仰的士大夫所创作的。《冥祥记》是现存较多的一部宣佛小说，原书10卷，现在辑录有130多则，基本上是佛教灵验传说。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佛教信仰流行的一般状况；同时，它又可以视为是志怪小说的一种，在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传奇的形成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另外，它又是在徵实的原则下构撰的，所以其人物、背景、细节等均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冥祥记》的作者王琰，出于太原王氏。东晋时期曾在政坛活跃一时的一流高门太原王氏，自从王国宝伏诛後，其事迹就不为史家所重视。我们结合对王琰生平经历的讨论，可以略略窥见此一家族在宋齐时期的活动状况。除此之外，我们拟就此书与其他宣佛小说、僧尼传记以及正史之间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晋阳王氏的家世门风与宗教信仰
《冥祥记》的作者，各类目录均作南齐王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冥祥记》十卷，王琰撰。”两〈唐志〉同。王琰此人，史书无传。关于王琰的生平，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冥祥记·自序》，其云：
琰稚年在交趾，彼土有贤法师者，道德僧也。见授五戒，以观世音金像一躯，见与供养……琰奉以还都。时年在龆龀，与二弟常尽勤至，专精不倦。後治改弊庐，无屋安设，寄京师南涧寺中……於时幼小，不即题记，比加撰录，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463）秋也。至泰始末（470或471），琰移居乌衣，周旋僧以此像权寓多宝寺。琰时暂游江都，此僧乃适荆楚；不知像处，垂将十载……宋昇明末（479），游踬峡表，经过江陵，见此沙门，乃知像所。其年，琰还京师，即造多宝寺访焉……时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479）也[1]。
根据其自序，再补充其他材料，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王琰的出身、家世门风、为官经历。首先，我们来讨论王琰的出身。 王琰的郡望，《高僧传·序》与〈破邪论〉都云是太原[2]。东晋南朝时期，史书所记载的太原王氏有两家，一为太原晋阳王氏，即从西晋王湛起一线传承下来之家族；一为太原祁县王氏，如《南史》所记王懿、王玄谟等人。按理说，祁县即为晋阳郡之属县。但两家并不是一族。祁县王氏自称是东汉司徒王允之後，然其家世颇可怀疑。史书在提到祁县王氏之家世时，均云是“自言如此”，自言者，非公论也，照例表示不可信。祁县王氏直到太元末年才渡江，始居于次等士族的聚居地彭城，後来前往更边远的姑熟、谯郡等地。所以，在王懿发迹之前，祁县王氏是出身颇为可疑的三等士族，与晋阳王氏为晋朝一流高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晋阳王氏与祁县王氏均追溯到东汉王允，然据史家看来，两家实非同族。
那么，王琰是祁县王氏呢还是晋阳王氏呢？据《冥祥记·自序》，他似祖居建康，後又迁居乌衣。众所周知，乌衣巷乃东晋一流高门如王谢家族所居[3]，据此推测，王琰应属晋阳王氏。太原晋阳王氏，其稚年为何远在交趾？此条线索有助于我们对王琰之家世有进一步之了解。
我们知道，在东晋的晚期，晋阳王氏的两支一支结姻帝室，一支联婚相王。王湛一支王坦之之後，于孝武帝时依附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会稽王妃出于此支。王峤兄弟王濛之後，则依附于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这是太原王氏的极盛期。然而好景不长，太元以後的主相之争，造成了晋阳王氏的兄弟之争，结果是两败俱伤，死亡殆尽。安帝即位以後，中枢全归司马道子掌握。道子所信任的是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王绪二人。王国宝、王绪力主司马道子裁损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王恭等缮甲厉兵，表请北伐。隆安元年（397年），王恭表列王国宝罪状，举兵入讨：
国宝尤惧，遂上疏解职，诣阙待罪。既而悔之，诈称诏复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诸侯，欲委罪国宝，乃遣谯王尚之收国宝，付廷尉，赐死……及王恭伏法，诏追复国宝本官。元兴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属於交州[4]。
据我看，王琰即是王国宝之後。从年龄上推算，王国宝应该是他的曾祖。王琰祖、父因国宝之罪而迁居交州，王琰出生在此。後来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他们才举家北迁，重新回都。明确了王琰为王国宝之後，我们就能对以下一条常被引用的材料有新的理解。《南史》卷五十七〈范云传附从兄稹传〉：
（稹）仕齐位尚书殿中郎。永明中（483－493）……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尝侍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太原王琰乃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杜缜後对。缜又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其险诣皆此类也。
范稹主张死后神灭，因此王琰隐刺其“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王琰之曾祖国宝乃因罪伏死，范稹反唇相讥“知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六朝人攻击父祖乃最大之冒犯，必遭致激烈回击。范稹这一回答直击王琰家族之隐耻，故被载入史书，称为“险诣”。然范稹之激烈回击实不能证明其为人“险诣”，追溯起来，晋阳王氏，尤其是王国宝一支与范氏早就结下世仇宿憾。范宁为王国宝之舅，然两人却互相谮毁，矛盾极深。范氏与太原王氏之分歧，不仅是政治及人格之因素在起作用，也可能是由于家学门风悬隔之故。范氏世敦儒业，而王氏则以玄风相尚。范氏曾著文攻击王弼、何晏，认为二人之罪深於桀纣，“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5]而范宁为范稹族祖，所以，范家与王家之矛盾由来已久。
范稹攻击王琰先祖的这一箭之仇，由王琰在《冥祥记》中用笔杆子很巧妙地报了。《冥祥记》中有这样一条有意思的记载，其云：
晋太元中，豫章太守范宁，将起学馆，遣人伐材其山。见人著沙门服，凌虚直上。既至，则回身距其峰；良久乃兴云气，俱灭。时有采药数人，皆共瞻视。能文之士，咸为之兴。
王琰特意纪录此事，意思很清楚：佛教神异之存在是你先祖亲眼所睹，而你范稹却拒不承认，岂非数典忘祖？
晋阳王氏从西晋开始已经由儒入玄，至王坦之时已明显地具有佛教信仰。《世说新语》中有很多他与名僧支道林往返应答的记载。坦之四子王忱（王国宝之弟）太元中出任荆州刺史，时道安正在荆州，王枕“藉辅贞素，请为戒师，一门宗奉。”[6]坦之次子王愉一门与僧侣的关系就更攸关性命。晋安帝兴元三年（404），刘裕讨灭桓玄，独秉朝纲，以谋反为名，诛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王绥。王愉之孙、王辑之子王慧龙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投靠叔祖王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义熙元年（405），刘裕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习辟疆与江陵罗修、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奉王慧龙为盟主，举兵欲袭江陵。刘裕恐江陵有变，遣其弟刘道规至荆州，起兵之密谋流产，罗修与僧彬奉王慧龙北投襄阳，在雍州刺史鲁宗之的资助下，投奔後秦。
至于王国宝，同样与僧尼有较密切的关系。《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附王国宝传〉载，范宁劝孝武帝黜免国宝：“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7]，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由此可知，坦之父子两代，均与僧尼关系密切，在王氏家族遭致灭门之祸时，他们平日与僧侣的交往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晋阳王氏与佛教关系渊源有自，这种关系在家族遭祸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王慧龙乃依靠沙门僧彬所匿，才得以逃往北方；王彻兄弟则出家避难。被流放至交趾的王琰父祖想必也是类似情况。所以王琰有着坚定的佛教信仰一点也不奇怪。
王琰父祖被流放交州後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引《幽明录》所载的一条材料却透露出几分端倪，其云：“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车出行，闻其前铮铮有声，见一辆车当路而馀人不见，至州遂亡。”尽管我们不能断定这位太原王徵与王琰是什么关系，但联系到王琰在大明年间已经回到京师，说明这一时期太原晋阳王氏、尤其是王国宝一系的历史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由于王国宝子孙移居交州的决定是由桓玄作出的，所以在刘宋时期能够很快地得到平反。
另外， 王延秀与王琰的关系值得我们分外重视。《隋志》杂传类著录《感应传》八卷，王延秀撰。慧皎《高僧传·序》亦云：“太原王延秀撰《感应传》。”此书现已不存。王延秀此人，见于《宋书》卷十六〈礼〉三、《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略同）、《梁书》卷二十六〈傅昭传〉（《南史》卷六十〈傅昭传〉略同）等材料。由这些材料我们知道，王延秀为刘宋时人，以玄学与礼学见长，曾任祠部侍郎，入玄学馆，并与袁粲、傅昭等一流高门有来往。其郡望为太原，是太原祁县，还是太原晋阳呢？祁县王氏是三等士族，靠军功起家，而王延秀一直任清显之职，应该是晋阳王氏。王延秀于秦始时为祠部郎，而王琰于泰始末移居乌衣巷。这是否说明王延秀与王琰有某种关系呢？至少他们应该是族人，而王延秀年辈较高。
另外，《隋志》杂传类著录《补续冥祥记》一卷，王曼颖撰。〈旧唐志〉作《续冥祥记》十一卷，撰名误作王曼，〈新唐志〉入小说家类，书名卷帙同〈旧唐志〉，撰人同〈隋志〉。《高僧传》附录了王曼颖给慧皎的来信，其云：“弟子孤子曼颖顿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传》，并使其掎摭。力寻始竟，但见伟才。纸弊墨渝，迄未能罢。”据《南史》卷五十二〈南平元襄王伟传〉：
平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殡，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8]。
《梁书》卷二十二〈南平王伟传〉略同。唯“平原”作“太原”。曹道衡先生猜测王曼颖为王琰之子[9]，尚不能视为定论。如果王延秀为王琰之父辈，王曼颖为王琰之儿辈，那么他们一族三代都撰写佛教灵验记，算得是历史上一桩奇闻，可见此家族对佛教崇信之深。
二、王琰的任官经历
《隋志》古史类著录王琰《宋春秋》二十卷，注云梁吴兴令。《万岁通天帖》云为齐太子舍人，在职三载[10]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载有王僧虔〈为王琰乞郡启〉：
太子舍人王琰（阙十五字）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七月二十四日（阙），僧虔启。
王僧虔由宋入齐，卒于永明三年（485），此启当为齐初作。陆杲所作《系观世音应验记》中的《彭子乔》条最後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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