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七世纪六十年代唐与朝鲜半岛诸势力的交涉中,刘仁轨、刘仁愿无疑是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人秉承唐朝廷的旨意,在百济故土奋战数年,为稳定新罗、百济关系,最终灭亡高句丽作了大量的工作。刘仁轨从朝鲜半岛返回后,获唐高宗、武则天的信赖,曾执掌朝政,又几度往返朝鲜半岛,建立功勋；其死后得陪葬乾陵,极尽哀荣。《新唐书》、《旧唐书》皆有刘仁轨传记(其子刘浚亦得陪葬乾陵,墓志铭也已发表[①]),历代学者对其褒誉不断,今人的研究论文亦时有刊出[②]。相反,刘仁愿其人的结局则相对令人婉惜，《新唐书》、《旧唐书》未为其立传,其事迹也只能从《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及另外一些零星记载中窥知,对其专题研究及相关论著似未见刊出。显然,这对更深入的探讨此一时期唐与朝鲜半岛三国关系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鉴于此,本稿即利用现存金石资料及相关记载,对刘仁愿的出身及在百济诸活动,以及《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中人为拔高刘仁轨,混淆两人的事迹提出质疑,并对刘仁愿的其它事迹进行相应考述,以期对此一时期唐与新罗、百济关系研究有所增益。

一、刘仁愿及《刘仁愿纪功碑》

1.关于刘仁愿纪功碑

　　如上所述,《新唐书》、《旧唐书》没有为刘仁愿立传,其事迹只有从《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得其端倪。虽则如此,对于刘仁愿的出身,赴百济前的事迹,《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亦缺少记载,故据此传记无从知道。然而,现存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国立扶余博物馆院内的《刘仁愿纪功碑》(以下简称纪功碑),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此碑原立于扶余市境原百济都城泗沘城王宫遗址所在地扶苏山城内；20世纪初，日本人控制的朝鲜总督府曾对当时朝鲜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的调査统计,并将重要的古迹拍照,编成《朝鲜古迹图录》一书。该书第二册即收录了当时纪功碑身首异处、弃置荒山旷野的图片。值得庆幸的是,现韩国扶余市文物当局已将纪功碑接合维修,并移至该博物馆大院,设置围栏、碑亭加以保护,此不仅有利于开发当地的旅游产业,也为学者研究这段历史保存了形象的实物资料。据研究者调査考订,纪功碑碑高237.9㎝,厚30.9㎝,宽133.3㎝。 螭首高113.6㎝。碑文字径2.42㎝,楷书。题额字径6㎝,篆书阳刻,无撰刻者姓名。全碑共有34行,每行69字；现第20行内文字可以判读,第21行有18字能够判读,第22行以后的绝大部分文字不能够判读[③]。因此碑远在海外,长期以来,中国历代学者多未闻知,故现存《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史书均未有提及或征引。韩国现存最古的史书,高丽时代人金富轼主持编纂的《三国史记》一书也不知何故,未见提及？同时,清代嘉庆中叶之前历代的金石集录,唐文总集类书籍亦未见任何著录[④],故长期以来不为研究者所知。
　　根据清人潘祖荫考证,以及目前学界通行的看法,《纪功碑》作成于663年百济复兴军灭亡之后[⑤]。朝鲜宣祖(1568～1608)之孙李俣编著的《大东金石目》书中,认为碑文是刘仁愿自书,但不知道其依据是什么[⑥]。当然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因为刘氏贞观年间作过弘文馆学生,而弘文馆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练习书法；招收学生的标准也是“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⑦]当时书法名家亦常常亲临指点。可以认定,刘仁愿可能对书法有兴趣,也曾有过书法专门训练的经历,故书法水准当不会低。另外,笔者以为,纪功碑文极可能是出自刘仁轨之手,刘仁轨当时担任熊津道行军长史,检校带方州刺史,他有此能力,又深知刘仁愿的家族史,以及此前的经历,与百济复兴军战斗期间的具体情况,况且,事实上刘仁轨又是刘仁愿的部下,此时其亦非像以后那样大红大紫,故他撰写纪功碑文的可能性最大。
　　如上所述，朝鲜宣祖之孙李俣,在其所编《大东金石目》书中,首次录有纪功碑文拓片(少许)及简单的批注。清嘉庆十九年(1814)编竟刊行的《全唐文》1000卷,其中卷990阙名31收录了此碑。嘉庆、道光年间金石名家刘喜海(字燕庭)撰有《海东金石存考》一卷,该书对纪功碑有简单的考证；光绪年间始刊行同氏所辑《海东金石苑》一书,其卷1录有该碑,并附有刘氏所写跋文[⑧]。此后,朝鲜总督府编辑的《朝鲜金石总览》上册,《韩国金石全文(古代)》,《百济史料集》,《译注 韩国古代金石文》等书中均予收录。日人葛诚末治《朝鲜金石考》、《朝鲜金石文》两书,以及胡口靖夫《鬼室福信和刘仁愿纪功碑》[⑨]文中均专有论考,只是论述的重点并非刘仁愿本人。纪功碑前半部分依据拓本还可以辨认,后半部分则受损严重,难以辨认。这样,其前半部分,就成为学者研究刘仁愿赴百济之前事迹的最权威资料,弥足珍贵。下面即依据此碑文,并结合其它的零星记载,对刘仁愿其人的早期事迹作一考述。

 2.刘仁愿的身世及经历

　　有关刘仁愿的身世,《纪功碑》记曰：“君名仁愿，字士元,雕阴大斌人。”依据碑文的记载，自北魏末年起，刘氏的先祖就居住塞上，进而成为塞北有名的豪族大姓。

 　　高祖□□,散骑常侍,宁东将军,徐州大中正,彭州穆公。属魏室不纲,　朱陵虐,东京沦丧,□□西迁,陪奉　舆,徙居关内。寻除镇北大将军,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绥州刺史,因官食封,仍代居之。□鼓□□之,□北州之望。曾祖平,镇北大将军,朔方郡守,绥州刺史,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彭城郡开国公。祖懿,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随使持节,绥州诸军事,绥州摠管,□州刺史,□□郡开国公。父大俱,皇朝使持节(因)同、绥二州摠管,卄四州诸军事,绥州刺史,寻迁都督,左武卫将军,右骁卫大将军,胜、夏二州道行军总管,冠军大将军,镇军(北)大将军,上柱国,别封彭城郡开国公。

就是说,刘仁愿祖上西魏时代即徙居关中,历经西魏、北周、隋、唐诸朝代,镇守北部边防,并建立功勋,成为一方豪杰。其父刘大俱,现存唐史史料中,此人事迹不见于载；只是成书于中唐的《元和姓纂》一书卷5中,在谈及刘氏雕阴一系时稍有涉及,载云:“唐左武大(依据上引碑文，‘大’疑是‘卫’字)将军,绥州总管,义成公大俱。”为西晋时代“右贤王豹之后,绥州代为豪酋”[⑩]。显然,其记载与上引《纪功碑》稍有差异。也就是说,刘仁愿的祖上有可能属于匈奴族。
　　贞观中期,刘仁愿因“地因膏腴，门承勋业,令闻之誉,佥议攸归”,起家为弘文馆学生,随后被选为右亲卫“膂力□健,胆气过人”曾经随唐太宗出巡外地“手格猛兽”,受到唐太宗的赏识,特受恩诏“入杖内供奉”。后参与贞观十九年(645)的征伐高句丽战争,因战功受到唐太宗的嘉奬,“超拜上柱国,别封黎阳县开国公,擢受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压领飞骑于北门长上”贞观二十一年(647),任行军子总管,随英国公李勣经略薛延陀,并迎接车鼻可汗,安抚九姓铁勒,因功“改授右□卫郎将, 依旧□□供奉”[11]。二十二年(648),任行军子总管,经略辽东；同年,授右武卫神通府左果毅都尉。唐高宗永徽五年(653),任葱山道行军子总管,随卢国公程知节出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唐军无功而还；此次出讨,苏定方[12]为前军总管,可能因为此次共同出征,加深了苏、刘二人之私人关系；同时,由于刘氏的才干,为此后苏定方选拔刘仁愿随军出讨百济提供了可能[13]。显庆元年,刘仁愿被授予左骁卫郞将。此期间,刘氏还作为唐朝廷全权代表,数次前往回纥铁勒抚慰,奔赴吐谷浑、吐藩宣敕,均圆满完成使命。
　　从刘仁愿的官场经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其一,据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载:“武德、贞观世重资荫, 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 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 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刘氏因祖上的功勋官职,先为弘文馆学生,随后以资荫担当唐太宗的右亲卫。以荫袭担当皇帝亲卫,对于武将等家庭出身的子弟来说,可以不经过科举进入仕途,在当时此不失为步入官场的途径之一。其次,因为担当唐太宗的亲卫,使得刘仁愿有机会接近皇帝,展现发挥自己的才干,进而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其三,刘氏曾跟随当时著名的将领李勣、程知节、苏定方东征西讨,又作为唐朝廷的使节,数次往返抚慰回纥九姓铁勒；前往突厥、吐蕃宣谕不辱使命,无疑为此后在百济从事复杂的军政活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唐留守军和刘仁愿的作用

　　如上所述,刘仁愿受命率领万名唐军,并联合新罗王子金仁泰所率的七千新罗军,共同守卫百济泗沘城。虽然唐朝派遣左卫中郞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其却意外的死亡,而随后到达百济的刘仁轨,其实际职务只是检校带方州刺史而已。那么,留守军初期,唐朝在百济的最高领导人应该是谁？其中真实情况如何？此均为需要辩证澄清的问题。
　　《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载曰:“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文度统众,便道发新罗兵合势以救仁愿。……。高宗敕书与仁轨曰:‘平壤军还,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留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专之可也。……,主上欲呑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众从之。”
　　《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则记曰:“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之众,并发新罗兵为援。……。高宗诏仁轨拔军就新罗与金法敏议去留计。将士咸欲还,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得专之。今天子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众从其议, 乃请易兵。”
　　《三国史记》卷28《百济本纪·义慈王》记载与上引两书基本相同。显然,根据上引记载,王文度死后,刘仁轨率其兵,即“代文度统众”和“统王文度之众”,救援刘仁愿,唐高宗亲自以敕书与刘仁轨,似乎刘仁轨就是唐在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呢？其理由如下：
　　首先,刘仁轨只所以能到达百济,是因为冒犯了当时颇受唐高宗武则天信用,炙手可热的当朝宰相(中书令、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即上文所引“靑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的原因所在。当时李义府得到唐高宗的支持,手握官历除任大权,他是不可能让刘仁轨担当统领百济留守军的最高职务的。虽然前往百济任职并不是人人都愿意的事(飘洋过海,远离大陆,异域征战,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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