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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潮,改麟德三年(666)为乾封元年,直到十九日唐高宗等才离开泰山。从上述参加官员资格来看,刘仁愿参与封禅仪式当是没有问题,但诏书规定“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恐怕就有一点障碍。是否因为罗、济双方会盟关系趋于缓和,在刘仁轨率新罗、百济等使者返回唐境之后,刘仁愿安排好熊津留守军内部事务,并在唐朝廷同意的前提下,带领随从同赴泰山？“题名”记为二月十九日,即唐高宗离开泰山后的一个月,此时唐高宗早已结束泰山封禅活动,正在前往曲阜孔子故乡的路上。如果说刘仁愿按照正常的程序,参加封禅仪式之后,他理应尽快返回百济留守军本部。因为刘仁轨返回唐境后,时任熊津都督的扶余隆亦再回唐境,并于二月二日受唐高宗的差遣,以司稼正卿的身分,前往曲阜“以少牢之奠,致祭先圣孔宣父之灵”[40]。此时唐留守军处于无人统领之状态。或许因为出发时间过于推后,以及航程及海路的缘故,刘仁愿到达泰山时,盛大的封禅仪式已经结束,故只能和前来等候的夫人子女等见面。这对刘氏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故带领家人及随从登上泰山,目睹这里不久前发生的唐王朝建立后首次告天封禅的遗痕残迹,心中的滋味估计只有他自己清楚,这就为他在仰天洞题写“题名”提供了可能。还有,如果刘仁愿正常的参与了封禅活动,他似乎是没有必要这么做的,因为参加这次封禅的文武官员、域外使节、皇亲国戚人数众多,至少清代乾隆末年以前可以看到的,除过二月一日、□月十五日刻于仰天洞西的宫府寺丞“王知慎等题名”(包括检校造封禅□御作布政府,行宫门整备大使,内府监主簿王知敬),西台主书□都尉王行直、冯承素、孙表□等“题记”,以及奉勅投龙璧于介邱(即封础埋玉之事)者一人题名外,题刻在仰天洞内的就只有这件“刘仁愿等题名”[41]。
当然,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岁月,刻在泰山之上与这次封禅相关的或者相同性质,或者其他有名人士的题名也许会自然或人为(如后代人在原石刻上重新刻字等)的损失,但似乎一点痕迹也不留消失的情形相对不大。同时,如同在百济留下纪功碑一样,作为武将,刘仁愿有极强的荣誉感和表现欲,这可能是初盛唐时代征战海外的将领的共同点,在泰山上题刻题名亦足以说明此一点。再者,他一定是有所感受才这样做的,他可能想到的是与百济复兴军战斗的刀光剑影,唐朝廷反对势力的利诱和打压,与刘仁轨的患难与共及矛盾争执,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无私。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他一直为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奋战海东,此可能也是其题写“题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上引纪功碑中,对刘仁愿的祖上功勋、官职,刘氏本人的成长过程,有详细的记载,“题名”则记载了刘氏的家庭情况,即其夫人姓陈,被封为颖川郡夫人。二男,可以理解为两个儿子,其名字分别为怀、瓒(或许这里是指其第二个儿子,不得而知),他们均是步其父之后尘,为唐门下省所属的弘文馆学生。另有一个女儿及新妇窦二等。就是说,刘仁愿有二男一女,其中儿子已经结婚。
第四,笔者同意上引《山左金石志》卷11中,将“乾封元年(666)二月十九日”之后的人名，计为刘仁愿的随从人员的看法[42]。唐代自武德以后,在太常寺隶属的太乐署设置内教坊,以备宗庙等大型的祭祀礼仪活动之用,笙博士当是其中机构重要组成人员之一[43]。另外,新罗文武王四年(664)三月,曾经“遣星川、丘日等二十八人于府城,学唐乐”[44],其中“府城”是熊津都督府城当不会错。新罗王派遣众多的人员到熊津都督府所在地学习唐乐,证实当时新罗和唐留守军之间有多方面沟通和交流[45]；当然,担当教授“唐乐”的不可能是百济人,一定是从唐朝来的专业音乐人员,此亦说明唐百济留守军组成人员的广泛。故此,这里的“笙博士沈小奴”当是前往百济,或者是刚从百济返回的唐专业音乐者。
总之,从上述考察可以认定,麟德二年(665)十一月以后到次年(666)四、五月之间,刘仁愿、刘仁轨、扶余隆,即熊津都督府的主要官员均已回到唐境,参加唐高宗在泰山举行的大型封禅活动。在长达四五个月时间内,百济留守军及熊津都督府最高领导层处于真空状态,其事务可能交与都督府内的百济系官员处理[46],此状况是否对此后熊津都督府的唐留守军产生影响？是否和刘仁愿本人此后的结局密切关联？无疑,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六、刘仁愿的结局
关于刘仁愿的结局,笔者在上篇第三章《新罗文武王代的对唐交涉》中曾略有论述,认为“刘仁愿的结局,是此阶段罗、唐微妙关系的集中反映”。为什么这么说呢？此和当时唐王朝的半岛政策,唐朝廷内部各种势力的微妙斗争,以及新罗自身的利益有关。
众所周知,早在高句丽内哄之初,新罗文武王金法敏急派“天存之子汉林，庾信之子三光,皆以奈麻,入唐宿卫”,因此时金仁问尚在唐都长安，故金汉林、金三光二人的使命不单是担当宿卫,而且赋予请兵之任务。史载云:“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可见,灭亡高句丽,新罗和唐朝有共同利益。唐朝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郝处俊为副,前所遣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水陆诸军总管及运粮使等所辖,亦受李勣节度,“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次年(667)七月,唐高宗命令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并征调新罗军从多谷、海谷二道,进而和唐军在平壤城汇合。但同年十二月,“唐留镇将军刘仁愿,传宣天子敕命,助征高句丽,仍赐王大将军旌节……”；此前，唐军总指挥李勣曾派专人至新罗军营“移书以督兵期”。其原因可能是唐军数路进击,而新罗军未能从南面开辟新的战场,李勣派人前来督战未见成效,故刘仁愿又奉勅策应督促。另外,《三国史记》卷6载此年十一月中旬,李勣所领唐军班师(兵回),答薛仁贵书中亦有相同记载。但现存中方史籍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书均未载此事。而且,次年二月,李勣等率军攻拔高句丽扶余城；如果唐军果真班师,此一来一往,绝非此短暂的两个半月所能办到。当然,也有可能退至营州或山东半岛,但无史料左证难能断定,这里姑且存疑。就是说直到此时,唐朝廷联合新罗南北合击高句丽的计划并未实现。
总章元年(668)正月,唐朝任命身兼右相的刘仁轨为辽东道安抚副大使,辽东行军副大总管兼熊津道安抚大使行军总管,协助李勣。六月中旬,刘仁轨及其随从,就是乾封元年赴唐宿卫、请兵的金三光等人到达新罗党项城(津),新罗急遣归国的金仁问前往迎接；双方拟定新罗军进攻方向及突破口后,刘氏即与随从前往泉冈。二十七日,新罗出兵北上[47]。与此同时,“(熊津府城)刘仁愿遣贵干未兮,告高句丽大谷□、汉城二郡十二城归服”。然而就该年八月,刘仁愿受到“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48]的处罚。
刘仁愿被流放姚州之后,有关刘氏的任何蛛丝马迹即不见史载[49]。关于刘氏的流放地姚州,据刘统氏研究,唐武德四年(621)安抚大使李英置为羁縻州,后唐人王仁求开拓姚州,自置20余羁縻州,上报武陵县主簿石子仁,石子仁于龙朔年间上疏唐高宗,请设置姚州都督府,麟德年间唐朝廷下诏设置姚州都督府[50]。但是,这里远离唐王朝的中心地,此前担当都督府长史的李孝让、辛文协诸人均被当地少数民族豪酋杀害,以致于武周后期著名官僚张柬之上疏,请求罢黜姚州都督府建制[51]。刘仁愿被流放姚州,不但要渡过茫茫大海,随后又要经过漫长的陆路旅程,才能到达流放地姚州。他的最终行迹,因没有任何史料可资佐证,难作进一步探讨,故在此从略。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对刘仁愿生平事迹，特别是在百济的一系列活动的论考，希望对这一时期唐朝与新罗的交涉，唐朝廷内部权力斗争对半岛政策的影响，以及刘仁愿其人的真实面目作出公允全面地认识。首先，依据现存的《刘仁愿纪功碑》，考察刘仁愿的出身，赴百济之前的经历等。其次，经过综合考察，笔者认为，唐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是刘仁愿，而非刘仁轨，指出《新唐书》、《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之谬误。而刘仁愿与刘仁轨的争执和矛盾，是唐朝内部各种势力斗争的反映和延续。第三，针对所谓唐朝主持的新罗与百济第一次会盟，认为作为唐朝敕使的刘仁愿当时不可能在百济，主持会盟的可能是其他人，也可能这次会盟根本就没有举行。第四，对于历来无人问津的《刘仁愿等题名》，文中也进行了探讨，得出刘仁愿也曾前往泰山参加唐高宗的封禅仪式，但可能因其它原因而错过时间，进而促成刘仁愿以“题名”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刘仁愿的结局，是罗唐同盟后期两者微妙关系的产物，反映了七世纪六十年代唐朝廷内政外略的起伏艰涩，唐与朝鲜半岛交涉的复杂多变历程。
[①] 黄永年《读刘浚墓志考释》,《历史论丛》3辑,1983；廖彩樑,《乾陵稽古》,黄山书社,1988年版。
[②](日)泷川政次郞,《刘仁轨传(中)》,《古代文化》36卷9号,1984年。
[③] 文中所引《刘仁愿纪功碑》均见(韩)许兴植编,《韩国金石全文》(古代),亚细亚出版社,1984年,第65～71页；并参韩国古代社会研究所编,《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第477页。
[④] 清嘉庆十年(1805)刊印的王昶所编《金石萃编》一书中未见收录。
[⑤] 参(日)葛城末治《朝鲜金石文》第37页。
[⑥] (韩)李俣《大东金石书》,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76年版。
[⑦] 《大唐六典》卷8《门下省·弘文馆》。
[⑧] 见吴兴刘氏希古楼刊，刘喜海编《海东金石苑》。跋文云:“右碑在朝鲜忠清南道扶余县。无年月,书撰人姓名亦无考。《扶余县志》:县北三里有刘仁愿纪功碑,即此碑也。”《石刻史料新编》(地方类23),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版。关于《海东金石苑》一书的由来及刊刻流传,参黄建国《中朝金石交流史上的奇迹--‘海东金石苑’成书及佚而复得的经过》(杭州大),《韩国研究》总第2辑,1994；该书的定稿本问题,可参(韩)朴现圭,《上海图书馆藏清刘喜海的定稿本‘海东金石苑’》,《书志学研究》总第21辑,2001。
[⑨] (日本)《古代文化》31卷2号。
[⑩] (唐)李吉甫,《元和姓纂》卷5,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文中所引未注出处者,均见上引刘仁愿纪功碑。
[12] 关于苏定方事迹，参拙作《苏定方事迹考疑试论稿》，（韩）《中国史研究》总第9辑2000年。
[13] 现存的《大周故持节嶲州都督陆府君(仁俭)墓志铭并序》文中载有：“……显庆五年, 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地均卫霍,术妙孙吴, 引公为入。公有纵横之算,扫除秽貊,我有九鸟(岛)……”；《唐故左武卫将军上柱国张掖郡公冯府君(师训)碑并序》亦载有:“显庆四(五)年,鸡林道大总管苏定方受制专征,聊申薄伐,知公英略冠众，奏请同征, 挫敌摧凶,果无与匹……”；《大周故唐州司马上柱国严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大将军邢国公钦其峻格,屈与相见,眉睫纔偶,便定旌旆之交。及有事辽东,定方之为总管,乃引君同行,以立功为事……”。另外,其它墓志铭中亦有当时英国公李勣,乐城公刘仁轨奏请、荐引将领随军之事例。看来,唐初每次出征前,有名将荐引、奏请随军将领的成例。刘仁愿是他人荐引,还是苏定方亲自选定？现不得而知,但从苏定方曾与刘仁愿共同出征的经历考察,笔者以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大。上引墓志铭均见《唐代墓志汇编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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