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4] 《资治通鉴》卷200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清人赵绍祖认为：“案通鉴不取征辽之说, 然新旧唐书虽不同,同云征辽……。观下文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发新罗兵以援仁愿, 当时自辽而往百济也”(《新旧唐书互证》卷12)。但如上所述“于州司请《唐历》及庙讳以行”,《旧唐书》卷84又载曰:“初,仁轨将发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耳!’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 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尊奉焉。’至是皆如其言”。《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11》记载与上引相同。 从上引史料中的“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诸用语,以及史料行文的语气,似乎看不出其是从辽东行营出发的任何痕迹。故此,笔者认为刘仁轨当是受诏之后,从位于今山东半岛的靑州出发,前往百济留守军本部。
[15] 关于百济带方州相关问题,参(韩)沈正辅《百济故地带方州考》,忠南大百济研究所《百济研究》总第18辑,1987。
[16] 《资治通鉴》卷201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
[17] 孙仁师等返回唐朝途经都洲,曾刻石纪功,是为《孙仁师百济班师碑》。该碑石为“前随州光化尉马大斌撰,不著书人名氏”,碑石现已不存。其著录最早见于北宋中期著名文人欧阳修之子欧阳棐所编《集古录目》卷5,其后南宋人陈思纂次《宝刻丛编》卷20收录欧阳氏著录文字。其著录文曰:“高宗平百济,已而其国人复叛,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伐而平之。师还,至都洲,刻石纪功,以麟德元年立”(《石刻史料新编》，目录题跋类 2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
[18] 《资治通鉴》卷201唐高宗龙朔3年。又见《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其记载大体相同,只是个别字词有异。
[19]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1。
[20] 参新、旧唐书刘仁轨传,《新唐书》卷115《郝处俊传》,《资治通鉴》卷202 高宗咸亨四年三月条。
[21] 见《日本书纪》卷27, 天智天皇三年5月条、六年11月条、十年正月条。(韩)一志社, 1993年版。
[22] (日)木宫泰彦著 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社1979年版,第73页；黄约瑟,《武则天与日本关系初探》,(西安)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三辑), 三秦出版社, 1989年版,第257页。前者认为天智天皇三年条所记, 刘仁愿应为刘仁轨, 后者认为天智十年二月条所记, 刘仁愿应为刘仁轨。
[23] 上引史料见《册府元龟》卷358、卷366、卷366、卷405、卷413。
[24] 参见上引《刘仁愿纪功碑》。
[25] 《大唐平百济碑铭》,(韩)许兴植编,《韩国金石全文》(古代),亚细亚文化社, 1984。
[26] 依据《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刘氏垂拱元年(685)去世,时年84岁(《新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氏去世年龄为85岁), 但无论如何, 刘氏到达百济时年过60岁当是事实。
[27] 刘仁轨奏书云:“臣又见晋代平吴,史籍具载,内有武帝、张华,外有羊祜、杜预,筹谋策画,经纬咨询,王浚之徒,折冲万里。楼船战舰,已到石头,贾充、王浑之辈,犹欲斩张华以谢天下。武帝报曰：‘平吴之计,出自朕意,张华同朕见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乱如此。平吴之后, 犹欲苦绳王浚, 赖武帝拥护,始得保全。不逢武帝圣明,王浚不存首领。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抚心长叹。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奋,举无遗策,始可成功。……”。显然,刘仁轨是以史喩今,有感而发,担忧自己的命运。
[28] 关于此问题,《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未有详载。《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记载与上引《资治通鉴》卷201所记基本基调相同, 但也有明显差异。其文曰：“时刘仁愿为卑列道总管, 诏率兵度海,使代旧屯,与仁轨俱还。仁轨曰：‘上方巡狩方岳,又经略高丽。方农时,而吏与兵悉被代, 新至者未习,万一蛮夷生变,谁与捍之？不如留旧兵毕获,等级遣还。仁轨当留,未可去。’仁愿不可,曰：‘吾但准诏耳。’仁轨曰：‘不然,苟利国家,知无不为,臣之节也。’因陈便宜,愿留屯。诏可。……”。以上两书的差异表现为：其一,刘仁愿受命度海到达百济之前,担当卑列道总管,《资治通鉴》卷201中似未见相应的记载。 其二，《新唐书》记载两人的争执更直接或者针锋相对,给人的感觉是,两人此前在百济的合作就可能不怎么愉快。但据笔者上文考察, 这种情况似乎并不存在。笔者以为, 大概是《新唐书》作者为了突出表现刘仁轨的谋略及为唐国家利益不顾自身,进而无限夸大刘仁愿的无知和自私,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同时,《资治通鉴》的记事说明刘仁愿之所以固守皇帝诏书的原因, 显得合情合理, 也符合刘仁愿其人武将的性格, 故笔者采用《资治通鉴》卷201的记载。
[29] 笔者以为：此前李义府曾经使刘仁愿趁机杀掉刘仁轨,刘仁愿未从其愿,而是充分任用刘仁轨。刘仁轨亦尽心尽力, 协同刘仁愿,使留守军走出困境,取得胜利,进而受到唐高宗的奖拔重视,名满朝野。这对李义府及其同党来说,无疑是不可容忍的事情；这样,他们罗织罪名诬陷刘仁愿,以致于使刘仁愿有大祸降临,不能免除的感觉。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李义府已被流放离开唐都城(刘氏返唐五个月前,即龙朔三年四月,李义府被流配唐西南边地嶲州),然而亲李义府势力及其同党并未因此消亡,极可能是这些人等向刘仁愿发难的。这大概亦是刘仁轨在奏章中, 向唐高宗提及西晋讨平吴国史事, 此后又力主寻求继续留守百济的主要原因之一。此一时期唐朝廷内部各种势力的斗争相当复杂激烈,进而无形中给朝廷对外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某些特定的人物受到牵连乃至中伤当是可以想象的。
[30] 《日本书纪》卷26齐明天皇6年(660)十月条载:“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人,今美浓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文武王》、《答薛仁贵书》载曰:“至六年(660),福信徒党渐多,侵取江东之地, 熊津汉兵一千往打贼徒,被贼摧破,一人不归。……”。此两书所载可能为同一件事,但唐军损失的渠道、方式、数量却不尽相同,亦可能有夸大等成分,但无疑都说明唐留守军在战争中兵员的减少。
[31] 《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
[32] 参高明士《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台北)《中韩关系史论文集》,1983年。
[33] 黄清连氏引用《旧唐书》卷199上《东夷传·百济》“百济诸城皆归顺,孙仁师与刘仁愿等振旅而还。诏刘仁轨代刘仁愿率兵镇守。乃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共新罗和亲,以招辑其余众。”,以及《扶余隆墓志铭》等史料记载,否定《资治通鉴》卷201中以扶余隆为检校熊津都尉的记载, 此说极是。扶余隆何时被授熊津都督？《旧唐书·刘仁轨传》云:“又遣刘仁愿率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仍授扶余隆熊津都督,遣以招辑其余众。”《新唐书·刘仁轨传》载其事于刘仁愿等返回唐都,刘仁轨上奏唐高宗谈及唐兵募诸问题之后,唐高宗因为看到刘氏的奏文, 才勅令刘仁愿返回朝鲜半岛, 故与上引《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并不矛盾。就是说,扶余隆被授熊津都督是在麟德元年(664)十月之后。但是,不能因要证实扶余隆被授予的是熊津都督, 而非熊津都尉, 就否认此前《资治通鉴》记载刘仁轨龙朔三年(663)十一月至麟德元年十月间担当检校熊津都督之事实。
[34] 刘仁愿等人动身返回的日子约在龙朔三年(663)十一月中旬。周留城战斗结束后,罗、唐留守军从十月末起发起任存城之役,可能到十一月中旬结束战斗。刘仁愿返回唐朝的时间最早当在此时(十一月中旬)。参(韩)郑孝云,《对于天智朝的对外政策的考察》,《韩国上古史研究》总第14辑,1993。
[35] 黄清连氏引用《日本书纪》天智天皇三年五月的记载, 即五月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进而说明刘仁愿“当以龙朔三年九月至麟德元年二月稍前在中国为较有可能”。但黄氏没有考虑刘氏从唐朝到百济留守军驻地的往返里程及时间,就是说,刘氏二月根本不可能返回百济留守军驻地。当然,刘氏此年五月到达百济,从时间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36] 拜根兴《新罗文武王代的对唐交涉》，（韩）《新罗文化》总第16辑1999年。
[37] 《旧唐书》卷199下《东夷传·百济》。文中括号中的字,是笔者校订《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的记载后,指出其中相异之字词。参《译注 三国史记》(1),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1996年版,第76页。
[38] 如(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欧阳棐《集古录目》；(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无名氏《宝刻类编》,(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以及清代乾隆末之前的金石总目、金石著录、泰山石刻等书,均未见提及此题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著名金石学者前山东学政阮元,奉山东巡抚毕沅之命,组织人力,收集山东历代拓本,或亲临考察,或分遣拓工四处跋涉拓印,经过两年余时间,编竟《山左金石志》24卷,并于嘉庆二年(1797)年刻版付印(即今可看到的“仪征阮氏小琅嬛仙馆栞版”)。该书卷11中,即首次收录了刘仁愿等题名磨崖石刻。此后(清)《山东通志》卷152《艺文志·金石存目》,《泰安县志》,孙星衍《泰山石刻记》,萧儒林《重修泰安县志》卷13《艺文志·金石》,缪荃荪《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4,法伟堂《山左访碑录》卷3《泰安府》；民国时代孟昭章《泰安县志》卷11《金石志》诸书均有著录。
[39] 《唐会要》卷7《封禅》。
[40] 《全唐文》卷15《祭告孔子庙文》。
[41] 参上引(清)毕沅、阮元编,《山左金石志》卷11。
[42] (清)孙星衍,《泰山石刻记》将其附在金代题名之后,名之为“高益富题名”；另外,清人武亿有相同的看法。
[43] 《大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乐署》
[44] 《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
[45] 徐荣教认为：新罗遣星川、丘日等二十八人到熊津府城学唐乐，其“唐乐”并非唐朝酒宴上演奏的音乐，而是因当时罗、唐联合作战的需要，为了统合两军作战的指挥系统，以及军令口号的一元化，新罗有必要学习唐朝的军事指挥技术等。笔者以为，此看法存在诸多疑点。首先，如果按照徐氏的说法，应该是学唐“军礼”，而非学习“唐乐”。其次，从《三国史记》的上下文记载来看，此处的“唐乐”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唐朝酒宴上演奏的音乐。假若要学习唐朝的军事指挥方面的技术，在罗、唐共同灭亡百济的当时，或者罗、唐百济留守军组成之当时就应当学，何必要等到四年之后百济复兴军独守孤城，大势已去之时？再说，经过四年多双方的共同作战，新罗对于唐朝军事指挥方面的东西应该是多有了解，似乎没有专门派人前去学习的必要。其三，星川、丘日等二十八人应当不是军人身份。如果是，史书或许应记载为“将军”星川、丘日等，没有明确记载“将军”字样，即说明这些人当时的身份是技术者或者音乐爱好者。其四，依据“题名”原文，唐留守军中有专门的音乐演奏者，此可以为笔者以上驳论提供佐证。参（韩）徐荣教《罗唐战争史研究》第79页,韩国东国大学校2001年度博士论文。
[46] (韩)李道学,《熊津都督府的支配组织和对日本政策》,《白山学报》总第34辑,1987。
[47] 见于《答薛仁贵书》,《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不载,乾封三年(668),新罗王派遣大监金宝嘉入海,取英公进止,李勣使新罗军同赴平壤。显然,当时新罗军虽然得到唐朝“兵会平壤”的敕令,李勣亦遣派使人江深督促兵期,但新罗未获唐军的准确消息,故住屯罗、丽边境一带。因为假若唐军在北线进展缓慢,或者进攻不利,新罗冒然出击有孤军深入之危险,故新罗此前曾派细作深入高句丽境内打探唐军消息。新罗的这种应对态度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唐军虽多路进讨,但陆路突破鸭绿江防线,从以前的历次进讨经验看,其艰难当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