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 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者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不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雠,亦早为计。”仁轨曰:“仁轨官不当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 若使遽自引决以快雠人, 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乃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 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 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16]

李义府的“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足以看出其对刘仁轨“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态度。刘仁轨到达百济之后,李义府仍未放弃杀害刘仁轨的想法,而是暗示刘仁愿,并希望借刘仁愿之手除掉刘仁轨。笔者以为,可能李义府与刘仁愿比较熟悉,而且利用上下的关系,假刘仁愿之手,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想象,和对监察御史袁异式所用手法一样,李义府可能对刘仁愿也是玩弄威胁利诱之手段,但面临百济复兴军四面围攻的险恶局势,无论从刘氏自身还是唐朝国家利益,以其家庭出身、从军经历诸方面看,刘仁愿都是不可能顺随李义府的险恶企图的。故不为其所动,非但不难为加害刘仁轨,而且使刘仁轨充分发挥其善于谋略之长点,并将其运用到对百济复兴军的实战中去。两人精诚团结,共同对敌,并联合新罗军队,使驻百济留守军最终摆脱困境,取得了对百济复兴军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其三,本来刘仁愿在百济留守军初期,作为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这并无须多费口舌,但从上引新、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似乎难于看到这种苗头,此固然是新、旧唐书传记史家为了突出传主之地位无可指责之行为,但由于过分夸大刘仁轨的功劳及地位,而使此一时期唐留守军的事迹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故不妨再援引其它史料加以考论。笔者认为,由于李义府仍住持唐中枢事务,刘仁轨此时还不可能直接上奏唐高宗,同时,唐高宗亦根本不可能给刘仁轨下达敕书,收到唐高宗敕书的人不是刘仁轨,而是刘仁愿。当然,给唐高宗答书的作者是刘仁轨没有错,但他是以刘仁愿的名义写的。龙朔三年(663)十一月,唐、罗军最终击败百济复兴军,唐高宗诏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召孙仁师[17]、刘仁愿二人返回唐境。刘仁愿到达唐都长安后,唐高宗直接问及百济留守军情况： 

　　刘仁愿至京师,上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愿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轨六阶,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遣使赍玺书劳勉之。上官仪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18]

又：

　　大将军刘仁愿克百济,奏以为带方州刺史。仁愿凯旋,高宗谓之曰:“卿将家子,处置补署,皆称朕意, 何也?”仁愿拜谢曰:“非臣能为,乃前靑州刺史教臣耳!”遽发诏征之, 至则拜大司宪, 御史大夫也。[19] 

　　上引史料无可辩驳的说明龙朔三年十一月之前,刘仁愿是唐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史料表明,唐高宗对刘仁愿的在百济的各种处置措施十分欣赏,并提出“卿本武人,何能如是？”的疑问。显然,唐高宗只知道从百济发来的奏章是刘仁愿所作,如果奏章题写上奏人为刘仁轨,唐高宗绝对不会产生这种疑问。此从反面亦可证实,唐高宗的敕书是给刘仁愿而非刘仁轨。面对皇帝的提问,刘仁愿则显示出自己特有的耿直无私,他没有将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没有说出一点对刘仁轨不利的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推贤让能,将刘仁轨在百济的事迹直接禀告唐高宗,从而使唐高宗重新认识刘仁轨,并可能对以前李义府的作法有所反省,故奖励慰劳接踵而来,为刘仁轨重归唐中央奠定了基础。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中,对刘仁轨如何针对实际情况,采取措施,最终在对百济复兴军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但就是没有提到刘仁愿,这也是难说服人的。其中原因无非是和刘仁轨从百济返回后,即受到唐高宗及武则天的重用,几度出掌唐中枢,并且曾一度与中书侍郞郝处俊等,负责修改所谓许敬宗不实编纂《唐高宗实录》事件有关[20]。同时,据上引《大唐新语》之记载,随后的刘仁轨正授带方州刺史职,也是刘仁愿奏请的。按照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的记载,可以想象,一个下级军将竟然向皇帝奏请授任其上级官职,这在当时没有成例,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再者,上文提到的刘仁愿纪功碑,是唐留守军与百济复兴军奋战数年的最直接的见证,也是刘仁愿作为留守百济最高领导人功勋的真实写照。如果真如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所云种种,那么此碑应该改名为刘仁轨纪功碑了。还有,《日本书记》卷27天智天皇朝记载,当时日本与唐历次交涉中,“唐百济镇将刘仁愿”出现过三次[21],但始终未见提到刘仁轨。虽然据研究者考订,其中一次记载可能是误将刘仁轨记载为刘仁愿[22],此正说明刘仁愿其人对当时唐、倭、朝鲜半岛各方的影响之大,以及在百济留守军中无可替代的领导地位。
　　其四,那么刘仁愿此时到底担当什么官职？其和刘仁轨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故再征引其它史料记载,进一步明确刘仁愿、刘仁轨两人在百济的实际情况。史载曰:
　　

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
刘仁愿龙朔中为熊津都督,与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余贼于熊津之东。
刘仁轨龙朔三年为带方州刺史,与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熊津都督刘仁愿大破百济余众及贼于白江,拔其周留城,百济伪王扶余丰走投高丽。
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与熊津道行军总管孙仁师,都督刘仁愿大破百济,惟贼帅迟守信,据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济首领沙吒相如……。
刘仁愿为熊津都督,既破百济余众,仁愿至京师,高宗谓曰:……。[23]
……，合境遗黎,安堵如旧,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即以君为都护,兼知留镇,新罗王金春秋亦遣少子金泰同城固守,虽夷夏有殊,长幼悬隔,君绥和接待,恩如弟兄……。[24]

从《册府元龟》及纪功碑的诸多记载中可以看出,刘仁愿在百济留守军初期,他担任熊津都督府都督(《纪功碑》记为都护,《三国史记》卷7答薛仁贵书中亦记作都护？是否《三国史记》的撰修者亦曾参考过纪功碑？不可而知),这在新、旧唐书刘仁轨传,以及《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另外,刘仁轨此时为检校带方州刺史,上引史料又记其还担当行军长史,此当是唐朝派遣孙仁师率援军到来之时,临时组建熊津道行军总管府时所设官职。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刘仁轨担当行军长史,行军长史属行军总管辖下官员。就是说,刘仁轨此时也是孙仁师的辖下军将。
　　综上所述,唐百济留守军初期,留守镇将刘仁愿的实际职务是唐熊津都督府都督,是留守军以及熊津都督府所在的最高领导人。大概苏定方只所以奏请刘仁愿留守百济,除过上文言及的苏、刘二人曾经共同征战西域,其中苏定方对刘氏多有了解,即所谓“资孝为忠,,自家刑国,早闻周孔之教,晩习孙吴之书,既负英勇之才,仍兼文吏之道”[25]。然而,事实上只是一介武将的刘仁愿,虽然曾经随唐太宗出讨高句丽,并历次征战,也有出使安抚远方的经验,但朝鲜半岛唐、罗留守军与百济复兴军,以及倭国势力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无疑使其疲以应付。恰好,唐廷派来年过60岁[26],有丰富的智谋和治理地方经验,但却并不被唐中枢信任的刘仁轨来到百济,此前刘氏可能知道刘仁轨的遭遇,因为同情并需要如刘仁轨式的谋略之士,故不理睬来自唐中枢最高层的不良教唆。此后,刘仁愿发掘刘氏文臣应有的多智谋略长点,弥补自己的不足,两人团结如一,并充分利用百济复兴军内讧之机会,积极进取,从而使身处危境的留守军走出危机,取得最后的胜利。故此,笔者以为,对于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中和刘仁愿相关的记载,应该重新认识,以期使其更接近历史之真实。

三、刘仁愿和刘仁轨

　　龙朔三年(663)十一月,刘仁愿作为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与孙仁师等人回唐朝报告百济战况,刘仁轨则代刘仁愿镇守,为检校熊津都督。可能是次年(麟德元年)十月之前,刘仁轨上书唐高宗,说明唐留守军兵士的现实状况,并阐明“陛下欲殄灭高丽,不可弃百济土地。余丰在北,余勇在南,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若无兵马,还成一国。既须镇压,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议,不可胶柱因循,须还其渡海官勋,及平百济向平壤功效”。同时,为自身的安全起见,向唐高宗列举西晋平吴国旧事,提醒唐高宗注意可能来自朝廷中不同势力对自己的威胁[27]。在此情况下,唐高宗“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镇之兵,仍敕仁轨俱还”。就是说,从龙朔三年十一月,到麟德元年十月此一年间,刘仁愿当是滞留在唐境内。
　　刘仁愿携唐皇帝的敕令,即按照刘仁轨奏章中提到的事项,实行换防,以便抚慰唐留守军内部兵将的情绪,提高此前对海外驻军的各种待遇,当然也可以因此平息朝廷中反对派对自身的攻击(见下文论述)。但是,刘氏到达百济后,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却极力说服刘仁愿,要求自己继续留守百济。因为此事,两人发生了激烈争执,并可能产生不和之迹象。《资治通鉴》卷201载曰:

　　仁轨对仁愿曰：“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 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妾留镇抚,未可还也。”仁愿曰:“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惟知准敕, 敢擅有所为”。仁轨曰:“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乃上表陈便宜,自请留镇海东,上从之。[28]

　　首先,刘仁轨所说可能是当时唐留守军面临的现实状况,刘仁愿所言亦是自己在唐都的实际遭遇。其次,因为刘仁愿是奉皇帝的诏敕而来,而两人的争执即是围绕是贯彻皇帝敕令,还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现实状况？这样,解决争执的唯一手段,就只有通过上书唐高宗才能最后决定,足见双方坚持己见之激烈程度。刘仁愿在这次争执中处于不利地位当是显而易见的,从此亦可了解作为武将的刘仁愿与文臣刘仁轨性格方面的差异。再者,上引史料清楚说明,刘仁愿返回唐朝后,确实受到来自朝廷反对势力的强力弹劾[29],不然,他是不会死抱敕令不放的。
　　可以预见,留守百济的唐军主力，经过数年征战,各种战争减员当不可避免[30]。从人员组成来说,刘仁愿所领万名兵士的大部分(孙仁师所率唐军可能大部返回唐境,以上可从刘仁轨所上奏章内容探知),仍是留守军的绝对主力,此一点当是可以认定的。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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