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条，对秦始皇所建渭桥亦即横桥有如下记载：

　　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北堤，激立石柱。[22]

以上断句，陈氏《校证》本与何氏《校释》本并同，其中“激立石柱”一句话，语义不明，文句有明显问题，需要疏释。
　　今何氏《校释》本对此仅有注释云：“‘激’原作‘缴’，《玉海》、《水经注》引文作‘激’，陈直本改‘缴’为‘激’，从之。”并没有说明何以“激”字要胜于“缴”字，更没有说明“激立石柱”究竟是什么意思。《丛书集成》排印毕沅校刊本《三辅黄图》的断句，则与此不同，读作“桥之南北堤缴，立石柱”[23]。这两种句读形式，对原文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何是何非，有必要予以辨别。
　　今按《水经·渭水注》引《三辅黄图》，文字与此略有出入，而且在“石柱”句下尚有今本所缺的内容：

　　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24]

这里“堤激”的断句，姑且依从《丛书集成》本《三辅黄图》，容稍后再做论述。秦汉时竖立碑石作政区界碑的情况比较普遍，《水经注》所记另外就还有洛阳北界碑、冀州北界碑、河南界石柱碑等[25]。这里既然是以同一石柱作为南北分界标志，而不是以渭河河道来划分边界，就说明仅立有一根划界的石柱，而且这根石柱应当坐落在横桥的一端，而不会是南北两端。如此一来，“立石柱”上文所承“桥之南北”一句话，似乎就应当存在舛误，即这根石柱只能是立在横桥南端或者北端的地面上，而不可能是立在“桥之南北”。
　　清人张澍辑《三辅旧事》，也有一条关于此横桥的记述，其相关文字作“桥之南有堤缴，立石柱”[26]。以上文句与《三辅黄图》的记载非常相似，文中“缴”应通作“激”。虽然这条佚文的来源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对照上述《水经注》引《三辅黄图》“桥之北首，垒石水中”云云之叙述，可知《三辅黄图》记述横桥，谓立界石于桥南，与其下文垒石柱于桥之北首，正是两相对举，文理十分顺畅。单纯就文字校勘而言，若依此勘正其原文本为“桥之南有堤激，立石柱”，这样，文中的“有”字，便很容易会因形近并连属上文之“南”字而错讹为“北”，如此即成今本《三辅黄图》“桥之南北堤激”；由此再因“南北堤激”文义不通，传录者复缀加“有”字，这就成为《水经注》迻录《三辅黄图》“桥之南北有堤激”的样子。
　　下面再来说明“激”字为什么要属上连读为“堤激”。西汉哀帝时人贾让，曾经进上过一篇很有名的“治河三策”，在这篇策文当中，就提到了“堤激”一词，唐人颜师古解释说：

　　激者，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27]

由于这种“激”是聚石而成，所以又被称作“石激”。据《水经注》记载，在丰水与渭水交汇处，即设有这种石激；在汉山都县旧址附近的沔水北岸，也建有名为“五女激”的“大石激”[28]。《三辅黄图》卷六“细柳仓”条记述“石徼西有细柳仓”。何清谷已经注意到，“徼、激古为双声叠韵字，可通转”，石徼与石激应为一事[29]。可是，何氏却没有能够再深入一步，疏通这一“石徼”与渭桥“堤激”的关系。
　　堤和激的共同点，是二者都修建在河岸上。东汉顺帝阳嘉三年，王诲等修治黄河水道，“疏山采石，垒以为障”，“立激岸侧，以捍洪波”[30]，“岸侧”应当是指河岸上。《水经注》更明确记载，前述沔水北岸的大石激“五女激”，在“沔水北岸数里”[31]。如颜师古所云，“激”是“激去其水”用以改变河水流向的水利工程设施，而“堤”是防止河水漫溢出河道的水利工程设施；堤顺沿河岸外侧呈带状延伸，激则是由河岸伸向河滩。筑堤可以不必设激，但激若没有河堤配合，却很难起到“激去其水”的作用，所以，需要“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不大可能脱离河堤而单独建激。激是堤的附属设施，可以起到保护和强化堤的防洪功能的作用，其挑水作用，大体与后世的丁字坝相当，可以说是丁字坝的一种雏形。因此，激自然又会被称作“堤激”[32]。《三辅黄图》所记“堤激”是这样，贾让“治河三策”中所说的“堤激”也应是如此。
　　误解“堤激”语义，并非始自晚近以来研治《三辅黄图》的学者，王先谦在清末作《汉书补注》，就已经同样误解了贾让讲到的“堤激”。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到对《三辅黄图》的研究。因此，在这里需要辨析王先谦的说法，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沟洫志》，将贾让“治河策”中的相关记载读作：

　　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阸如此，不得安息。[33]

这里是将“堤”与“激”分离，并将“激”字读作动词。如上所述，唐人颜师古本来是将“激”字解作“石激”，视为名词，他的注解，是《汉书》的权威注本，今中华书局点校本置此不顾而另辟蹊径，应当是受到了王先谦《汉书补注》的影响。
　　王先谦并不否定颜师古聚石为激的说法，但他认为贾让策文中的“激”字，不应当解作这种石激。王氏在“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句下论曰：

　　此文“为石堤”，与下文四“又为石堤”相应，则“激”字不应上属；又下文“激使东北”，与此文“激使东”义同，则当训如《孟子》“激而行之”之“激”，非石激也。颜说误。[34]

王氏注意疏通上下文来解释“激”字的含义，思路十分合理，不过他并没有真正疏通这一段文字的上下文义。
　　王先谦只注意到归纳这一段中两个“激”字的用法，却没有能够从这一段文字的主旨亦即“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出发，来合理地划分句读。通读这段文字，可以看到，河流流至某地后，因某一人为工程措施，迫使河道改变流向，两度转向西流、三番折往东行，是这段文字所要讲述的内容，其总结语“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前面的“使东北”三字，下面再没有照应，因为这是其叙述每一次转折的共同结束形式。若如中华书局点校本将“使东”、“使西北”、“使东北”、“使西北”等属下连读，与此通例明显相背戾，上下文脉无法连贯。同时，还应当贯通考虑到，文中没有使用“激”字而仅仅说到筑为石堤时，河流也同样改变了流向，“激使”趋某某方向，同“使”趋某某方向，看不出有任何差别，若此，“激”字作为动词，实际上是可有可无。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增添这个没有必要的动词呢？这显然不合乎文法，也不合乎情理。因此，还是将“激”字解作名词属上连读要更为合理。按照这样的理解，可以将这段内容重新标点如下：

　　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35]，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阸如此，不得安息。

与中华书局的点校本相比，这样的句读划分，应该会更为通畅。
　　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是石堤，还是石激，都只能施用于个别关键地点，不可能修筑连绵不断的石堤或石激，只有按照如上标点，才能体现出这种工程措施的实际状况，假若依照中华书局点校本的读法，则会得出河内至黎阳间整个河段都筑有石堤相连的错误印象。贾让所谈的“石堤”，应是用石料在关键地段砌筑一小段河堤，石堤已很坚固，所以不必再行设激；“石堤激”则应是设在土堤上的重要地段，用以强化河堤的束水功能，二者有明显差别。
　　破除王先谦的错误判读，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确认“堤激”连读的合理性，同时也附带解决了中国水利工程史上这个长久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36]。两相参照，足以断定，今本《三辅黄图》这段有关横桥的记载，其准确和完整的文句，可以订补为：

　　桥之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主之，柱北冯翊主之，有令丞各领徒千五百人。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谓之石柱桥也。

秦人所建横桥，是中国桥梁史上一座著名的桥梁，也是秦都咸阳城的重要附属交通设施，这里看似一个字、一个标点位置的差别，实际上关系到许多重要历史内容。即以在横桥南端所设堤激而论，因汉长安城紧邻渭河南岸，距离渭河只有1－2里[37]，而这座横桥（汉代亦称中渭桥）就架设在长安城北，在这里修建堤激，逼使渭河河水向北冲刷，可以防止渭水侵及长安城，确保都城的安全。这是过去有关西汉长安城研究中未曾注意到的一个重要问题。除此之外，由于京兆尹是都城长安所在的地方，明确京兆尹和左冯翊两个郡级政区的界碑，是竖立在渭桥南端，这对于认识汉代政区界线的划分原则，也具有重要意义。
　　今本《三辅黄图》由于出自后人纂辑，迥非原本面貌，其中有一些因文字舛错而造成的实质性内容讹误，情况相当严重，在整理时应当尽量予以考订；有些问题比较复杂，一时确实很难解决，但前人已有研究者，则应当尽量参考吸纳，至少要有所说明，这样才能帮助读者更合理地对待它的史料价值。
　　汉长安城十二门的名称问题，今本《三辅黄图》和《水经注》的记载，都有严重的错乱，前人做过很多研究，何氏《校释》本在校注诸门名称时，却基本上没有参稽相关的著述。20世纪80年代，我在研究《水经注》有关关中地理问题时，也曾涉及到这一问题。根据过去所做的研究，我认为其中北面中间一门和东头一门，问题最大，这里仅列举一项要点，供进一步完善《三辅黄图》的校订作参考。
　　今本《三辅黄图》卷一记载这两座城门的名称分别为：

　　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曰洛城门，又曰高门。……长安城北第二门曰厨城门。长安厨在门内，因为门名。

何氏对此，没有涉及实质性内容的疏释[38]。长安城门的正式名称本不带“城”字，门名中的“城”字系俗称所缀加，所以，洛城门的本名应为洛门，厨城门最初也只是叫厨门。
　　长安城四面各开三座城门，北面第二门即中间一门。清人赵一清、杨守敬都认为洛门应是中间一门的名称[39]。今按《汉书·霍光传》如淳注引《三辅黄图》，云长安城“北出中门有长安厨，故谓之厨城门”[40]，可知长安城北面中门确有厨城门一名，今本《三辅黄图》与之吻合。又《后汉书·刘玄传》李贤注云：“《三辅黄图》曰，洛城门，王莽改曰建子门，其内有长安厨官，俗名之为厨城门。今长安故城北面之中门是也。”[41]据此可知厨城门只是洛门的俗称，北面中门的正式名称应当是洛门。今存宋版残本《水经注》无此长安城门部分，但宋本《太平御览》引《水经注》记载洛门为北面中门的名称[42]，其他较早的《水经注》传本如《永乐大典》本等明代版本，都记述厨门是中门洛门的俗称[43]，因此，可以断定，今本《三辅黄图》这一段记载已严重错乱，不足凭信[44]。
　　梳理清楚版本源流，是从事古籍整理校勘的前提。20世纪中期以前行用的《三辅黄图》，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宋代以来流传的今本系统，过去最通行的是清毕沅校本。一个是古本辑佚本系统，只有孙星衍、庄逵吉的辑校本；另有王仁俊辑《经籍佚文》中收有佚文一卷，然而仅存一部稿本，并没有行世。
　　或许是由于当前公立图书馆在管理制度方面的障碍，借阅不便，何清谷此次校释《三辅黄图》，在传世版本系统方面，没有能够利用明弘治李瀚刊本、嘉靖刘景韶刊本和万历陕西布政使司刊本这几个重要明代刻本，特别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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