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阳。

何氏虽据清人张澍辑《三秦记》，考订出“九嵕山”下应夺“南”字，“山水俱在南”之“南”应作“阳”字[46]，但缺少版本依据；而据毛扆校宋本，则可知宋本《三辅黄图》本来就是如此，其实无需引证其他文献来做它校[47]。显而易见，在版本堪比方面，今后条件允许时，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补充。
　　何氏在《校释》本前言当中，对孙星衍的辑佚本提出很多批评，指斥其“删削失据，漏洞百出”，所说亦颇有道理。不过，孙氏辑佚本与今本不是一个性质，二者的区别，同《竹书纪年》今本与古本的差别，大致有些相似[48]。整理今本虽很重要，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孙氏辑本，辑校旧本仍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上文所述长安城门的名称问题，就是明显的例证。正因为孙星衍所做辑校还存在一定问题，希望以后能够有人在孙氏辑本的基础上，再重新辑录一部古本《三辅黄图》，这样会给学者们利用《三辅黄图》，提供更全面的文本。
　　校注古籍是一项看似简单而实际相当艰难的工作。难就难在它不像作文章，可以回避研究者不懂得或者是没有兴趣探讨的问题；对于文献中所有模糊不清或是窒碍不通的地方，都要尽可能做出疏释。然而，事实上有许多历史问题，由于资料所限，在现有条件下，一时还很难得出比较确切的解释。对于这一类问题，往往可以找出许多种不同途径的解答。关于《三辅黄图》书名的含义，就是如此。
　　何清谷提出“黄图”是指帝都图，所做论述虽然比陈直清晰明确，但也还有斟酌的馀地。陈氏引述南朝江总《云堂图》“览黄图之栋宇”的词句，谓“黄图”在此是指帝都，于是便推断“这可能是汉朝以来习用的称谓”。自从曹魏以来，《三辅黄图》就被广泛征引，恐怕正因为《三辅黄图》是以记述秦汉帝都为主要内容的名著，江总才会以“黄图”代指帝都，二者的先后本末次序，似乎不宜颠倒。何氏复以黄为中央正色，来诠释“黄图”之“黄”是指中央，因而“黄图”也就是帝都之图。单独看“黄图”二字，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然而，若是这样，前面就不必再缀加“三辅”两字，因为“三辅”与后世“京畿”、“畿辅”的语义相当，同样可以表明帝都的地位，二者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地堆砌在一起。虽然《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书名只有“黄图”二字[49]，似乎表明“黄图”乃是此书本名，但曹魏如淳引述此书即或称“黄图”，或称“三辅黄图”，而以称作“三辅黄图”者居多[50]，说明此书全名还应是“三辅黄图”，“黄图”只是一种简略的说法。这样看来，“黄图”的确切语义，仍然可以另行寻求解释。
　　陈直依据西汉‘昔引黄图’瓦当，谓《三辅黄图》书名中的“黄图”二字，系“取其宏大规模之义”，虽然没有做具体说明，但这块瓦当文字的内容，仍然值得注意。因为瓦当上的“黄图”二字，毕竟是与《三辅黄图》同一时代的用法[51]。
　　“黄”字古可通“廣”。战国燕王职矛铭文“郾王职乍黄卒”，“黄卒”即读作“廣萃”[52]；又《易·说卦》“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廣颡”，东汉郑玄注本“廣颡”作“黄颡”[53]，郑注本之“黄”亦当通作“廣”。另外，汉代有“黄阳万当”和“黄堂万岁”瓦当[54]。瓦当文字每用省文，如“纯泽”省作“屯泽”，“嘉气”省作“加气”[55]；“黄阳”和“黄堂”应是分别用作“廣阳”和“廣堂”。廣陽为西汉王国；廣堂一词别见于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56]，应是秦汉时期一种陵墓祭祀建筑的通称，对此，我将另行撰文予以论述。因此，“昔引黄图”瓦当和《三辅黄图》书名中的“黄图”，也完全有可能是通作“廣图”。
　　“广”字有宽宏远大之义，“广图”用于瓦当，其吉祥语义犹如后世习用之“鸿图”，即陈直所说“宏大规模”之义；若用为“三辅黄图”书名，则犹如宋人欧阳忞之《舆地广记》、明人曹学佺之《蜀中广记》，不过是标榜其书内容广博而已。当然，这只是从另一途径所做的一种推测，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合理可信，最终需要由所有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来判断[57]。不过，《三辅黄图》另外一些现在还说不清楚的事情，特别是原本的失传时间和今本的纂辑过程，假如都能这样再多花一些力气加以探讨，或许也能得出若干不同于以往的看法；至少能对原本散佚的原因，做出更清楚一些的解释。

[1]《周礼·冬官匠人》，据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八三，页3423～3428。
[2]程大昌《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一“三辅黄图”条，页5～6。
[3]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页5。
[4]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排印《摹庐丛著七种》本），页348～349。
[5]见《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5。
[6]《三辅黄图校释》，页67。
[7]《三辅黄图校证》，页19。
[8]《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清毕沅校刻《三辅黄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6。
[9]《三辅黄图校释》，页187。
[10]《三辅黄图校证》，页67。
[11]清毕沅校刻本《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卷四《汉宫室》二“长门宫”条，页93。
[12]《三辅黄图校证》，页69。
[13]《三辅黄图校释》，页191。
[14]《三辅黄图校证》，页136～137。
[15]《三辅黄图校释》，页349～350。
[16]我在1988年刊发的《西汉至北周时期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一文，对此曾做过考证，何说与拙见相同，余文见拙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17～141。
[17]《长安志》卷五《汉宫室》三“霸昌厩”条，页99。
[18]参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85～86。
[19]《三辅黄图校证》，页30。
[20]《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九一《居处部·市》，页924～925。
[21]《三辅黄图校释》，页96。
[22]《三辅黄图校证》，页6；《三辅黄图校释》，页24。
[23]《丛书集成》初编本《三辅黄图》，页2。
[24]《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九，页8a。
[25]参见宋人洪适在《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二○（页195～200）举述的《水经注》中此类石碑。
[26]张澍辑《三辅旧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影印《二酉堂丛书》本），页4。
[27]《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九《沟洫志》唐颜师古注，页1693～1694。
[28]《水经·渭水注》，又《水经·沔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4a；卷二八，页6a。
[29]《三辅黄图校释》，页347。按《三辅黄图》记述的这一“石徼”，与《水经·渭水注》中丰、渭二水交汇处的石激为同一设施，我在《西汉至北周时期的陆路交通》一文，已有论述，见拙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129。
[30]《水经·济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七，页7b～8a。
[31]《水经·沔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八，页6a。
[32]在特殊情况下，若激的规模修筑过大，会给人以喧宾夺主的感觉，即堤激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盖过河堤本身。《水经·河水注》（见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五，页9a）载“东汉安帝永初七年，令谒者太山于岑于石门东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就是如此，由于这几所堤激规模庞大，人们并不称其为堤激，而是反过来“谓之八激堤”。这种所谓“激堤”，事实上与后世的丁字坝已经非常接近。
[33]《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93。
[34]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九《沟洫志》，页863。
[35]按“观下”颜师古释为东郡观县，而黎阳属魏郡，所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在黎阳、观下之间点断。这里改作连读，是审度贾让这段议论的通例，乃是讲河流流至一具体地点而施加堤、激工程迫使其改变流向，故凡提到两个地名，应是其相互间有大小隶属关系，而不是平行的两个地点，如东郡平刚、魏郡昭阳，都是如此；另外上文已经明确讲到，河道的第一次东折，就发生在黎阳，因而河流在这里也绝不可能再流回黎阳，观下必定是黎阳辖下的一个小地名，不会如颜师古所释，是指东郡观县。
[36]水利史学界对于“堤激”的理解，似乎可以举述周魁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作为代表。周氏在此书第四章第六节《堤防与埽工》（页327）中，亦依从中华书局本《汉书·沟洫志》，读作：“……石堤，激使……。”
[37]杨思植、杜甫亭《西安地区河流水系的历史变迁》，刊《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页91～97。
[38]《三辅黄图校释》，页87～88。
[39]赵一清《水经注释》（台北，华文书局，1970，影印乾隆甲寅赵氏小山堂刊本）卷一九，页1017。杨守敬《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九，页1589。
[40]《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唐颜师古注引如淳语，页2940，页2943。
[4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一《刘玄传》唐李贤注，页475。
[42]《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引《水经注》，页887。
[43]《水经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影印明《永乐大典》写本）卷八，页347。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卷一九，页609。按王国维《水经注校》汇校有《水经注》各种早期版本的文字异同。
[44]关于汉长安城十二门名其他具体研究，请参见拙著《<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3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收入拙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52～271。
[45]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卷五《史部》三，页447。
[46]《三辅黄图校释》，页1、页3。
[47]据傅增湘倩丁秉衡过录毛扆校宋本，见北京德宝2005年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拍卖图录《古籍文献》（北京，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第73号拍品。
[48]陈直明白古本与今本的性质差别，所以在所做《校证》本中特地说明：“清代孙星衍、庄逵吉等人或有校本及佚文辑本，本书仅就今本作校证，他书故未论及。”见《三辅黄图校证》序言，页3。
[49]《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82。
[50]称“黄图”者如《史记》卷一二○《汲郑列传·集解》引如淳语，页3110；称“三辅黄图”者如《史记》卷一○《孝文本纪·集解》引如淳语，页432。
[51]若陈直所述瓦当“昔引”两字无误，那么，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一一《泰誓》篇疏（页181）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述的如下典故，似乎与“昔引黄图”语相关：“诸侯叛桀，关龙逢引皇图而谏，桀杀之。”即瓦当文之“黄”系通作“皇”字，“昔引黄图”即指此关龙逢引皇图谏殷纣王事。唯今所见秦汉瓦当，每瓦俱单独成文，而此“昔引黄图”瓦当语义未尽，需有下文照应，且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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