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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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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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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臭者，傥仍以胡为名，自宜有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28]
如果仅指胡臭而言，此说似可成立，但细读六朝唐朝志怪，就可以发现，称胡为狐似并不始於“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後”，在西域开通之后，随着西域贾胡、僧人的大量涌入，“狐”字即已成为对胡人的歧视性称呼。西汉时位於车师柳谷的一个游牧部落被径直称为“狐胡”，它先後属於西域都护和西域长史。在正史、志怪、传奇中有很多故事非常有说服力，可以说明“胡”与“狐”是如何紧密相通，不费力就可以举出许多，我们先来凑足十例：
例证一，我们在上文已经引用过，即《搜神记》卷十的胡博士故事。老狐而被称之为胡博士，足为“胡”、“狐”相通之证。
例证二，刘宋·刘敬叔《异苑》载：
胡道洽，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常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审死日，诫弟子曰：“气绝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於山阳，殓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29]。
胡道洽，从其姓观之，即有胡人之嫌，“体有臊气”，这是白种人所特有的体味，所以此人无疑是西域胡人。“时人咸谓狐也”，此为六朝人称胡人为“狐”之显例。
例证三来自正史，见於《新唐书》〈哥舒翰传〉，两个著名的混血儿之间的对话：
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曰：“谚语‘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即骂曰：“突厥敢尔！”[30]
安禄山之所以发怒，原因就在於哥舒翰所引用的谚语涉及了“狐”，安禄山疑其讥刺自己，这是“狐”为“胡”之歧视性别称的确证。
例证四，《宣室志》卷八“林景玄”条：
唐林景玄者……忽闻墓中有语者曰：“吾命属土也，剋土者木，日次於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因视穴中，见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长，手执一轴书，前有死鸟鹊甚多……即毁其穴，翁遂化为老狐，帖然俯地。景玄而射之而毙。视其所执之书，点画甚异，有似梵书而非梵字，用素缣为幅，仅数十尺。景玄焚之[31]。
《太平广记》卷四五三引《灵怪录》记录了杭州王生捡得野狐所遗之书，同样是“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同书卷四五四“张简栖”条，原文更是将所谓“狐书”的开头三数行录以示人，可惜今本已缺。这类“似梵书而非梵字”，汉人不能认识之文字，当是粟特文之类波斯系统文字，狐怪无疑也是胡人形象的折射。
例证五：《玄怪录》“狐诵通天经”条：
裴仲元家鄠北，因逐兔入大塚，有狐凭棺读书。仲元搏之不中，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忽有胡秀才请见，曰行周，乃凭棺读书者。裴曰：“何书也？”曰：“《通天经》，非人间所习。足下诚无所用，愿奉百金赎之。”裴不应。又曰：“千镒。”又不应。客怒，拂衣而起。裴内兄韦端士，已死，忽逢之，曰：“闻逐兔得书，吾识其字。”乃出示之。韦云：“为胡秀才取尔。”遂失不见[32]。
此一例证足以说明胡秀才与“狐”之间的紧密联系，汉人不可认识之《通天经》，疑是祆教、魔尼教之类的西域宗教经籍。类似例子甚多，如《广异记》“孙甑生”条，其曰：
唐道士孙甑生本以养鹰为业，後因放鹰入一窟，见狐数十枚读书，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甑生直入，夺得其书而还。明日，有十馀人持金帛诣门求赎，甑生不与。人云：“君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写一本见还，当以口诀相授。”甑生竟传其法，为世术士……天宝末，玄宗固就求之，甑生不与，竟而伏法。[33]
老狐所传之书而作为汉人的孙甑生不解，应该也是以西域文字书写的经籍。
例证六：《玄怪录》卷四“华山客”条：一女子自称妖狐，学道多年，遂成仙业，希望党超元能够将猎狐射死後，将尸体送回旧穴。超元答应後，女子赠其药金五十斤，嘱其“非胡客勿视。”……人验其金，真奇宝也。即日携入市，市人只酬常价。後数年，忽有胡客来诣，……超元出示，胡笑曰：“此乃九天液金，君何以致之？”於是每两酬四十缗，收之而去[34]。
此条材料也间接可证明妖狐与胡人之间那种密切的联系。
例证七：《太平广记》卷四四八引《纪闻》“叶法善”条：说是一官宰上任之时发现自己妻子失踪，疑为一婆罗门勾引而去。於是，拘执胡僧，鞭之出血，带去见叶法善：
及入院，叶师命解其缚，犹胡僧也。师曰：“速复汝形。”魅即哀请。师曰：“不可！”魅乃弃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师命鞭之百，还其袈裟。复为婆罗门。
此条材料可说明胡僧与“狐”之间的密切关系。《广异记》中此类例证甚多，下面三条全取之於此书：
例证八：《广异记》“李元恭”条，有狐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此狐引一善弹琴之乐者，“言姓胡，是隋时阳翟县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记。”[35]
西域地区，一直是所谓“新声”的主要输入地。六朝隋唐之时，来到中土的很多胡人皆善於演奏乐器，有的因此而开府封王。曹国人曹婆罗门，北魏时以弹龟兹琵琶著名当世；子曹僧奴，僧奴子曹妙达，在高纬时，“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36]北朝时，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等等纷纷传入中土。而到唐朝更是有很多胡地新声纷纷传入。这位弹琴“备尽其妙”，并传入不少名曲的“胡博士”，显然很有可能是一位胡人。
例证九：《广异记》“焦练师”条：
唐开元中，有焦练师修道，聚徒甚众。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就焦学道术，经三年，尽焦之术，而固辞去。焦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来学术，今无术可学，义不得留。”焦阴欲以术拘留之，胡随事酬答，焦不能及。乃於嵩顶设坛，启告老君，自言：“己虽不才，然是道家弟子，妖狐所侮，恐大道将隳。”……坛四角忽有香烟出，俄成紫雲，高数十丈，雲中有老君见立，因礼拜陈云：“正法已为妖狐所学，当更求法以降之。”老君乃於雲中作法，有神王於雲中以刀断狐腰，焦大欢庆。老君忽从雲中下，变作黄裙妇人而去。[37]
且不说野狐自称阿胡，可作“狐”“胡”相通之证，此条材料无疑反映了胡、道斗法、道不胜胡这一背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与外来宗教、方术、文化上的争斗自东汉以来就一直没有断绝，在亲佛教的文献中，多次记载了佛道斗法而道教惨遭失败的事例，此条材料无疑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例证十：同书的“唐参军”条，这是更有说服力的一条例证：
唐洛阳思恭里，有唐参军者，立性修整，简於接对。有赵门福及康三者投刺谒，唐未出见之，问其来意，门福曰：“止求点心饭耳。”唐使门人辞云不在。二人径入堂所，门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惜一餐耳。”唐辞以门者不报。引出外厅，令家人供食，私诫奴，令寘剑盘中，至则刺之。奴之，唐引剑刺门福，不中；次击康三，中之，犹跃入庭前池中。门福骂云：“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奈何无道，杀我康三，必当修报於汝，终不令康氏子徒死也。”[38]
“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这可能是唐时俗语，它使我们知道，经常出现在早期志怪中的“千年老狐”、“百年老狐”的提法，完全不是对狐这种动物的神话性幻想，而是对西胡汉化程度的纪实性描述。入汉时间越长，文化上、血统上与汉人的融合就越彻底，最後连姓氏中也看不出胡姓之痕迹；而入汉时间稍短，文化上、血统上与汉人还有距离，那么，尚还保留着“白”、“康”这样的胡姓。所以，这里“狐”无疑即是“胡”之代称。
例证十一：《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二引《辨疑志》“萧颖士“：
唐天宝初，萧颖士因游灵昌，远至胙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人多姓胡。颖士……薄暮方行，至县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驴上有衣服，向颖士言：“儿家直南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颖士疑此女即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良久，所见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其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唾杀。”其妇人乃店叟之女也，颖士惭恧而已。（1866）
例证十二：《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引《启颜录》：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最后有小儿姓赵，年十三，即出于众中……大声语此僧：“昔野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阇黎，出何典语。”僧语云：“此郎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是时暑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众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以所摇扇，掩面低头，儿又大声语云：“圆圆形如满月，不顾藏兔，翻掩雄狐。”众大笑。（1924）
例证十三：《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五引《稽神录》：张谨宿近县村中，其家有女子，“每日昃，辄靓妆盛胡，云召胡郎来”，实乃患狐魅。（3716-3717）
例证十四：波斯匿王十梦的记载，在许多佛经中多有记载，其中第六个梦是“狐上金床”，各经对这一梦相的记载大同小异，我们以《增一阿含经》卷五十一为例：“王梦见狐上金床，食用金器，后世人贱者当贵。”《舍卫国王梦风十事经》、《国王不梨先泥十梦经》，《五分律》第二十六卷都作狐，《佛本生经》第77个本生故事《大梦本生》作豺，但在《佛说舍卫国王十梦经》中则说：“王梦胡虏好金银床上食金银器者。后世人贵者当贱，财者当贵。”
据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六朝隋唐时期盛传的狐怪故事，相当一部分与胡人之生理特征、文化习俗与技能特长有关。
首先，在各种志怪故事中，狐如果以男性形象示人，最常见的是一老者，并通常具有畏狗、带香囊等特征。如《搜神後记》卷九 “雄狐”条：“习凿齿为荆州主薄，从桓宣武出猎。见黄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带绛纱香囊。”[39]男性狐怪多老者形象，显然与西域胡人多须髯、面相苍老有关。至於佩带香囊之特征，更与胡人体味较重，佩带香囊以驱秽有关，也与当时许多西域贾胡从事香料买卖有关。胡人之畏狗，则与他们的葬俗有关。以康国为例，《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康居〉引韦节《西番记》曰：“国城外别有二百馀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40]康国弃尸饲狗、收骨埋殡之俗，应溯源於波斯。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一卷第140节中写道：“据说波斯人的尸体是只有在被狗或是禽类撕裂之後才埋葬的。”[41]《旧唐书》卷一一二〈李暠传〉：“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42]岑仲勉先生认为：“此实祆教之习俗，所谓黄坑，西人称曰无言台。”[43]蔡鸿生先生认为此乃天竺古法，为印度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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