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半多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看出，中国在国家目标上的追求在不同时期是不相同的，大致说来，是经历了一个由求存（政治独立）──求强（军事强大）──求富（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分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当代。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的战略/战略思维不仅与传统战略/战略思维相去甚远，而且在不同时期也差异明显。在第一阶段，战略/战略思维的任务显然是服从于国家统一的需要和求取国家的生存，这是由遭遇外来强敌入侵的战略环境决定的；在第二阶段，美苏冷战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国在初步完成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和统一的同时，奋力追求军事力量的强大，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绵延至今的第三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有所缓和，战略重点则转移到寻求为中国创造一个安全发展的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也由综合力量弱小的普通国家跃迁为一个具有地区乃至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大国，和世界主要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变幻为普通大国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中国在战略思维上实际上经历了二次范式转换，即：“文化至上”的宗主范式→“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通弱国范式→“国家利益+地区责任”的普通大国范式。

　　正是基于以上对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的双重考察，不难发现，“中国崛起”这一命题，并不是一句空话。相应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战略思考方式。一定的战略思维，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一定的文明形态和一定的外部环境的产物，在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调整战略思维以适应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是需要的。

　　在中国初步实现文明形态的转型、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增强，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新“走回历史”，也就是“崛起”的条件已经开始出现的情况下，现在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调整战略思维，而是如何有效完成战略思维的调整。

　　调整战略思维，一方面要看到已经和即将出现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更要有清醒认知。那么，我们正在面临和可能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表达什么才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但说来说去，实际上都离不开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中国目前的外部环境不能说很乐观，统一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如以上所谈，相比以往却又有所改善，关于这一点，这里不想再多说。而从文明形成而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中，与传统农耕文明不同，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工商业社会，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理想追求。这一理想追求今天有没有实现呢？从中国建立起了繁杂丰富的现代工业体系，和逐渐成熟的市场机制来看，中国社会已远离传统农耕文明形态。前不久看到有个统计数据，说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中，传统农业所占的比重近年来已逐年下降，到目前已降到30%左右的水准，这无疑就是一个很好说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目前还有七八亿农业人口，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还存在着生活方式与社会保障上的二元对立，“三农”问题还依然是一个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们经常要谈论和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这说明从传统农耕文明转型到现代工商业文明，也并非一日之功，一个实现所谓“现代性”的中国社会，还并没有在东方完全出现。因此，今天在里谈中国崛起，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国还要继续展开其“现代性转换”，要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

　　如何完成此一“现代性”的转换？又需要有一种大的空间视角，要考察一些先发国家在此一进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以往英法美等国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经历看，文明形态变迁中的最大问题，实际上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在这方面，麦尼尔曾经有过非常好的研究，他所写的《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一书，就曾对此作过详细回答。在18世纪末，困扰英法两国旧体制的基本因素，都与人口大量增长、但当时的城市工商业一时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有关。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成为流民，流民聚集在一起，当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成为社会动乱和群众起义的根源。现在人们看1787年的法国革命，多把它归结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事实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国革命主要还是农民问题和人口问题。1789年巴黎人口在60万到70万之间，而从农村流入城市而又找不到工作的流民，就达到10万之多。这一点与今天中国各大城市的状况很相似。

　　人口问题酿成了法国革命，这也给英法等国提供了很大经验教训。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英国的办法是移民，早在法国革命前的1717年和1718年英国发生饥荒以后，苏格兰和爱尔兰新教徒移民美洲就已成风气，当时每年移到美洲的，大约有2000人到3000人之多，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移民移走的不仅仅是人口，实际上移走的是社会不满情绪，英国社会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风险和成本，因此得以大大降低。

　　人口之所以成为问题，根本的还是与资源不足有关。从英法两国的共同实践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要途径，不是别的，乃是战争。对外发动战争有什么好处？一是可以开拓市场、获取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市场大了、资源多了，国内人口问题解决起来当然就好办多了，所以英法两国都曾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样就大大缓解了国内社会危机。另外，战争需要军队，扩军备战，那些找不到工作的贫困人口，就可以大量吸收到军队中来，这样一来，当然也就没有人闹事了。在1814年英国征兵达到高峰的时候，英国陆海军曾征募新兵达50万人，这个数字占到了英国在职劳动力总数的将近4%，凡是那些特别容易受政治上不满情绪影响的地区，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青年人几乎都被征去当兵了。而这一情形，同样出现在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

　　正如麦尼尔所揭示的那样，从英法等国社会转型经历来看，战争能力的进步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科学发展之间，有着错综复杂、不可分割、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工商业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作为成本，为获取更多的资源和转移人口过剩压力就不得不对外发动战争开拓市场和资源供给地，而要吸引贫困人口参军打战就不能不提高下层民众的权利，现代世界所说的民主制度、科学精神和自由法则，实际上都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乃是现代战争制度的一个副产品。当然，从英法两国解决人口问题的经历看，节育技术的发展、将牧场改为耕地，等等措施也都起到过一定作用，便相比较起来，他们的作用都要小得多。

　　英法等国由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文明形态变迁经历，对当代中国的“崛起”及战略思维调整有什么启示呢？大概在以下这些：

　　其一，要对“中国崛起”的过程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对它作长期准备和筹划。与英法等国一样，“现代性”的转换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短期就可以完成。再以美国为例，它的文明形态变迁，就曾经历过前后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阵痛，其间因南北奴隶制劳动与资本主义两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碰撞而发生过激烈的内战，也曾多次因寻找市场和资源而对外发动过战争，而且在美国内战结束到罗斯新政实施的前后近七十年间，美国社会也因文明转型而发生过无数种族、宗教与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今天中国要“崛起”，在这一点上与美英法等国一样，绝不会是一个短期的过程，中国现在还有那么多农业人口，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都转化为城市人口。那么，这一所谓“现代性”文明转型在中国还需要多少时间呢？我对此比较悲观，认为至少恐怕还需要半个世纪。

　　其二，要对“中国崛起”中的成本筹集有精密计算和考虑。中国崛起不可能再重复先发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再能够转嫁危机和巧取豪夺，如移民、海外殖民、发动战争等。中国有这第多农业人口，没有国家愿意敞开大门接收，如18、19世纪英法大量向外移民的那种国际条件，现在早已复存在；而对外发动战争，不仅有背现行国际社会的道义和舆论，而且所可能付出的代价也要中国三思，显然它也不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不言而喻，今天中国谋求崛起、实现文明形态变迁，所能利用的东西要比当年美英法等国少得多。

　　其三，也因为以上两点，要对中国崛起可能对世界和中国自身所引发的冲力有清醒估量。中国是一个有着和平主义传统的国度，不会轻易对外发动战争，但在未来长期化的崛起进程中，因筹集崛起成本成遭遇到的国内国际冲力又将如何解决呢？从历史上来看，完全以和平手段崛起的国度，无疑少之又少。还以美国为例，与一般人所说的截然不同，作为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利坚民族，并不是“和平崛起”的，它对弱小国家就多次进行过侵略。美国是有扩张主义传统的，读一读19世纪末的美国海权理论家马汉的有关著作就能知道，扩张主义在美国战略传统和战略思维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在马汉及他那一时代的美国人看来，这乃美利坚民族肌体健全的重要标志。现在也有人说美国崛起没有挑战英国霸权，这同样与历史事实不符，美国独立战争就是与英国打的，美国建国以后，又在1812年与英国发生过战争，经过几次反复较量，英国在美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才逐渐丧失而转手到了美国手中。有基于此，我们显然不能低估中国未来崛起中的巨大困难，并对可能遇到的不测事态要作预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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