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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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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7:50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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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15 王铭铭
如不少学者指出的，“nation”或“民族”，及其连带物“nationality”（“族籍”）、“nationalism”（“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的产物；“民族”被想象为古老的，但它却出现于相当晚近的阶段。“民族”的这一历史谱系，直到20世纪末才随着诸多相关著述的翻译，而得到国人的认识。此前，前辈通常只是“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个概念，即使追溯过它的“词根”，也未探问它的近代性，他们谈论“民族”，径直地出自于一个问题意识：那些单独或合在一起欺负我们的小国，为什么居然有那么大的能量，能使我们这个“天下”丢起面子来？1895年“甲午战争”，大清败于“倭寇”，使国人内心阴影重生，产生某种“文化自觉”。为了自救，他们从想到“洋夷”的工业力量、宪政和教育，接着想到“犬羊小国”内部的社会凝聚力（即所谓的“群”）。“洋夷”内部的“团结”源于何处？不少前辈得出结论，认为那来自他们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要在近代世界谋得生存空间，缺乏民族精神，那是不可能的。自此以后，“民族”概念总是伴随着“强国”概念不断涌现于我们的脑海中。
然而，恰如“民族问题”这个词组自身所表明的，“民族”在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向来是一个“问题”。假如整个中国真的成为一个近代欧洲式的“民族”，那么，“民族问题”，也就不会存在于国内，而只会作为相对于近代工业帝国主义而言的“亚洲民族觉醒”问题而存在了。而近代中国的历史，走的却又不是这个方向。
国人一度怀抱造就一个强大“民族”的愿望，在理想上，有些倾向于想象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的存在，认为这才符合近代欧洲（以至日本）政体模式，而现实上，如他们所知，“纯粹的华夏共同体”，因有排他性，故无法联合更广泛的“民族”来实现“强国”理想。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总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意象（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第121-151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阶段中深入人心。这个意义上的“团结”，观念上的雄心是巨大的，它主张一方面要有“一体格局”之下的“多元民族”各自（特别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又视这类“团结”为有限的，主张追求一种“一体格局”下的“一体感”。也就是说，19世纪末以后，国人主张的“民族团结”，绝非简单是欧洲式“民族主义”，而是双重的，按欧洲近代“民族”概念的定义，它可谓既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又是“民族之间的团结”。
“多元一体”共识表达的主要是“强国”的愿望，因而，其自身不免有内在紧张，也易于导致争论。后来极少人坚持主张营造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但对于“民族”，人们却还是莫衷一是。那些认为“强国”是一切的前辈，多数倾向于以论证“中国民族”的历史根基为己任，而那些也主张“强国”，却认定社会性而非支配性是“团结”的前提的人，则多数倾向于主张在“一体”之下保留区域与“民族”的“多元”。后者通常对于欧式“民族”理论有反思，其认识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特征，几乎可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一词概括。他们相信，生拉硬扯地将一[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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