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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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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7:50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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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政治运动史，一部民族主义运动之发达史也。”而中西“彼此所根本不同者，则西方往者大都以国家为人类中之最高团体，国家与社会，视为同等；我国则久以国家为家族并重之团体，国家之意识圈外，尚有天下……”（吴文藻“民族与国家”）
“古老的、根本的文化概念”，在古代社会作为观念形态，构成某种确定性，但到了近代，则“在经济变迁、‘新发现’（科学的和社会的）以及日益迅捷的通讯方式的影响下，缓慢而不均匀地——首先在欧洲，然后延伸到其他地方——衰退下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36页）。不同于“民族”概念的创始地欧洲，中国接受这个作为事实的“衰退”，花了更长时间，付出了更大代价。而时间和代价都无法挽回一个事实：“民族问题”的出现，正是“天下观”衰退的后果。
基于民族文化一体化观念设计出来的近代民族国家，没有一个不面对内部阶级、地区、部落、“民族”、宗教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中国更是如此。战后的一些第三世界“新国家”（the new states）中，依据殖民时代划定的政治地理范围将不同的部落社会统合为国家者，面对的问题是部落的“原生纽带”与“新国家”之间的矛盾（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格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91-354页）。对于中国而言，此类矛盾不是没有，但与结合为新国家的部落社会不同，问题主要在于，其疆域的涵盖面，不仅远超部落社会，而且比人们印象中的近代民族国家要大得多。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文明体，是在遭遇到了“合纵连横”的“犬羊小国”的袭击，才不得已选择“以毒攻毒”，以“民族”为己身历史叙事主线的。中国的“民族问题”，固然有与“原生纽带”相关的因素，但是，这个所谓“问题”的大部分内容，与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古代中国不得已将自身转设为民族体的经历和困境，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为了实现从文明体到民族体的转变，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便接受了“民族”概念，且以之为单位，书写出众多“通史”。而作为由文明体便来的“民族”，我们对于“民族”向来没有提出过具有充分逻辑连贯性的定义。
以梁启超为例，他可谓是最早认定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是“新史学”的一切的人了，而在论及“中国历史学之主”时，他一方面强调，要研究作为整体的“中国民族”的“盛大”，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要研究“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道”等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6页）。两个不同的“族”，后来虽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带着的还是梁启超的难题：在一个“民族”概念盛行的年代，文明体找不到一个形容自身的、具有时代性的词汇，不得已模糊地用意义不同的同一个词——“民族”。
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选择余地是那么的有限；促成文明体向民族体转变的“方略”，看来也只好在文明与民族这对概念中排列组合。一百多年来，关于中国的“民族问题”，至多出现过三种观点：
观点1：主张保留文明的民族多元性及维持这个多元性的“中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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