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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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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7:50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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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层层区分的文明式“差序格局”，而应是个体化公民与整体化国家之间的经济、法律、道义“平衡交换”体系。“族性社会学”与民族主义反思研究，在国外社会科学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已成家常便饭了。然而，“洋夷”的家常便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之后，“民族问题研究”领域顿时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态度分裂。相关年轻一些的学者，受到“国际前沿理论”的指引，倾向于接受新态度：淡化“民族问题”，强化个体化公民-整体化国家模式。经验相对丰富的老一辈们，或坐山观虎斗，或参与其中，而多数倾向于坚持老态度：主张重视“民族问题”，反对搬用西式公民国家模式。
时下国内“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关注点从对“团结”与“进步”的共同关怀转向了对于中国到底是不是该改变方略，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全盘接受公民国家模式的争论。争论并未导致这个专业领域分化为两个“学派”——毕竟持公民国家主张的学者，人数仍居少数，但却使人感到有必要澄清争论双方的观点差异。
有人将争论双方观点差异的形成推给1950年代历史的一个局部，说双方之说以有矛盾，是因为一方主张取消“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中“苏联因素”，另一方主张保留它们。这个“分派法”本不符合历史的事实——195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还是有自身特色的（这些特色兴许甚至曾弄得前苏联在华民族学专家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倘若问题只是“苏联问题”，那就好办了——毕竟，如今“苏联”已成“前苏联”了。争论双方的区别恐怕主要是：那些坚持认为不应放弃处理“民族问题”的老方略的学者，主张在中国的国家之下保留地区、民族这类“集体性的中间层”，而另一方则主张消除这些中间层次，使中国成为一个内在无区分的中国。前者既然主张保存“中间层”（此处“中间层”所指，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社团”，而是权威实体内涵的制度），也便十分重视保留以至光大承担着维持这个层次之生命力之使命的政府机构、高等院校及其地方分设机构（其功能，至少在概念定义上如此），后者既然主张消除“中间层”，那也就顺其自然地认定，这些众多的机构，不仅不利于真正意义上的“团结”（这个意义上的“团结”，就是“一体”），而且不利于建设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对他们而言，甚至“民族问题研究”这个专业领域都是有问题的，也是服务于“中间层”之维系的机构。
各别的利益考虑，是争论双方观点差异形成的缘由之一，但不是主要的。这个争论并不构成“转变”，这是因为，二者之间还是有两方面的重要共同点：其一，二者都仍旧是“强国主义民族学”的分数，老派与新派，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强国方略；其二，二者的问题意识仍旧是多元为主还是一体为主这个19世纪末的老问题。那就是说，二者争执的关键点只有一个：“团结”应当指“民族之间的凝聚力”还是指“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而“民族”在概念上，也两相不同，一方承认其在国家之下的历史、现实、未来存在，另一方，虽不否认其现实存在（他们主要将之与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相联系），却对于其历史根基与未来走势持怀疑态度。
两种“强国主义民族学”，都是在历史目的论的指导下展开的，二者都是以预先设定的、观念中的未来为基准，对历史加以干预的历史叙述。带着强烈历史目的论的历史叙述，如同观念形态那样，易于造成历史的扭曲，也如同观念形态那样，因自视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未能自觉到自身不过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困境的某种表达。
在中国，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民族”之成为“问题”，有其历史。这个历史是什么？人们常简单地以历史目的论为方式，将之定义为特定时间段内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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