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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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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20:37:50 来源：风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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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2：主张尽力消除这一多元性，建立一个个体的公民与整体的国家两相对应的“社会”；
观点3：主张以民族国家为模式，设计政体，以文明体为参照，采用各种方法，宽容内部差异（特别是文化差异）。
学者为维护各自的观点，竭尽全力，书写各种“通史”，批驳各种“谬论”，却一向不能改变一个事实：第三种观点如此贴近中国民族生活的现实，以至于甚至可以说是这一现实的“合法性论证”，是一个“民族化”的文明体的现代宿命。如此说来，观点1的“守成式”文明主义诉求，及观点2中的“现代式”国族主义药方，便构成了现实复合性的两个方面。
在我看来，文明体向民族体的转变，是中国近代化观念的核心内涵。但正是这个核心内涵，在近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遭到冷遇。在“民族问题研究”专业领域中，“民族”概念一各种变相（包括“族群”概念）无限自我复制，致使对于民族体的历史解释如此关键的文明体研究被学者们丢进了历史垃圾箱。在一般的所谓“主流社会科学中”，学者们忙于搬用以民族体为基础研究单位的西式社会科学，来不及关顾不同于民族体的文明体之历史研究。而历史自身却表明，这个转变并没有终结，它的方向也并未确定，历史目的论者许诺的种种未来，依旧停留于其作为话语的存在，因而，值得我们耗费心神加以分析。为了研究这个未完成、不确定的转变，需要重新展开历史的研究，为此，又不妨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之主”更换为：第一，说明中国文明形成演变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至今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天下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文明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间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文明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征，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各私其国，各私其种，各私其土，各私其物，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财，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眈眈相视，齮龁相仇，龙蛇起陆，杀机方长，螳雀互寻，冤亲谁问？呜呼，五洲万国，直一大酋长之世界焉耳！”（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如梁启超自己早已于1896年认识到的，就世界全局言之，19世纪之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仍旧要长期为“多君之世”，为“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在这人类状况下，国家要谋生存，“强”字固然重要，但它却非人文世界的理想。中国知识人要获得自知之明和“它山之石”，研究不同于“大酋长之世界”的文明体，显然是必要的前提。另外，必须指出，民族体虽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想象的共同体”，但却不能解释现实上依旧具备那么多文明体特征的当代中国；反过来说，文明体的概念虽不如民族体成熟和流行，但却能解释现实上依旧“多元一体”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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