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 |
 |
时间：2009-9-8 20:37:50 来源：风水网
|
|
|
个一向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政体，套入欧式“民族”观念中，是食洋不化的表现。而前者的论述，通常却又非如后者所指责的那样“洋泾帮”，充满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激情，在其具体的历史描述与分析中，四处可见远比后者翔实精到的族、族系、族间关系考据。然而，这前者，一到讨论作为政治问题的“民族问题”时，的确时常倾向于反方向走——此间，“民族”一词依旧等同于一个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
吴文藻先生在其1926年写的“民族与国家”一文中，一语道破民族主义的两种形态之实质：
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国家者。此就弱小民族而言。与此相反者，则认民族自决，行至极端，有违国家统一之原理，及民族合作之精神，故反对任其趋于极端，而主张保存多民族国家（该文刊于《留美学生季报》，1926年，第11卷，第3号）。
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两种说法，在清末民初都存在过。
一个世纪过去了，虽说“时过境迁”，但“民族问题”之讨论，却未与清末民初那些叙述形成实质区分（请注意，我并不一定认为，根本区分是必要的）。
不同于清末民初，过去三十年，“民族问题”并不为“一般思想界”所关注，随着所谓“学科建设”，“民族问题研究”成为一个专业领域。“民族问题研究”，不像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在这个专业领域中工作的人，关注的问题是当前的，但说的话是以往的——复制过去设置的话语格式似为其学术的使命。1950年代，为了在“民族”意义上再造中国，国人把以“强国”为目的的“民族问题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因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先是对境内“民族”进行识别，承认“民族”的多元，接着，又采用进化主义的观念体系，为多元的“民族”设计出一个一体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史纲要，要求社会形态不同的“民族”采纳同一时间表安排自己的集体生活，使自身跨越式地融合于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指导，但却时代性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团结强国”的意象。
如果可以说“团结”和“进步”是“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关键词，那么，也就可以说，这个专业领域可谓是近代中国形成的“强国主义民族学”的制度化表达。可是，也就是在这个关怀普遍一致的专业领域中，时下“打破僵局”，出现了激烈争议。相对有些历史基础的美式“族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ethnicity），与19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反思研究，似给这个领域带来巨大挑战。前者告诉国人，“民族”不过是身份认同，除此之外，一旦牵涉到利益问题，那最好还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法加以解决，后者告诉我们，“民族”这个概念，严格说来，应等同于有别于帝国的“现代国家”，特别是有别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