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之所以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且已经在各种场合引起广泛讨论，恐怕与以下两个事实有关。

　　一个就是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极大增长，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高。关于这一点，已经不用多说，实际上，我们谈论“中国崛起”，本身就暗含了一个判断和命题：中国已经处在与以往不一样的发展阶段上。而支撑这一命题的，首先就是一些统计数字，尤其是经济增长方面的统计数字，比如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以往的增长幅度、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位的变化、中国公民人均收入在近年来的提高等。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国际机构曾有过报告，说中国经济规模实际上远远超过世界的想象，已居于世界前三名之列，根据这一统计，中国应该列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不再是欠发达国家；而去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场”的声浪，一直没有停息。这些统计和这些声浪，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之外，不能不说有夸大的成份，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我们现在胖了，就真以为自己就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胖了。但另一方面，世界其它国家纷纷对中国转换了眼光，认为现在中国在GDP上已经不可小视，这多多少少也的确反映出，近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上，无疑是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这种进展的势头还在保持着，否则人家也不至于整天到晚对中国大惊小怪。

　　第二个，与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上的显著提高相同步，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与以往相比也大为不同。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八年字，那就是“局部恶化，整体改观”。

　　先说“局部恶化”。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极格局终结、冷战成为往事，自那以后，中国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需要如何调整对外战略，曾经引起无数争论。从国际政治的一些行为表现来看，直到“911”事件之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不能不说有所恶化，而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苏联帝国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后，美国不再视中国为世界权力生态系中可以利用的第三者，相反开始竭力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而这种东西，不仅体现在意图和思想观念上，还体现在具体的战略行动上，典型的就是重新构筑美日同盟关系、加强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等。中美关系一段时间显得比较紧张。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局部恶化”。当然，在“911事件”及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基于其政治实用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在某些领域又有所缓和。但从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及美国对中国长远发展动向疑虑的存在，肯定还会充满不确定性，目前的相对稳定因此仍是随机的而非结构性的。所以，中国还得做好未来中美关系又陷入新一轮不和谐的准备。

　　与中美关系阴晴不定相比照，从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围国家与组织的关系来说，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又在整体改观。这是我要说的中国当前所处外部环境的另外一面。为什么这样来说？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伊拉克战争后，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力分散化进程明显加大，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有了纵横摆阖的更大空间。冷战结束以后，美欧还能不能保持以住那样密切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曾经引来很多人的疑虑，有关的说法很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苏东解体、美欧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双方不可能再保持冷战期间的那种同盟关系；另一种是，美欧两家分亨了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重大的经济安全利益上也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它们的合作关系不会因冷战终结而一起结束，因此，不要指望中国能从所谓“美欧分歧”中获得什么战略利益。

　　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十余年的时间来看，我觉得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部分道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约没有消失、相反还东扩了；美国还与欧洲盟友合作，在欧洲打了一场科索沃战争；而且，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也基本掌握在美欧两家，欧洲并没有要与中国分享的意思。客观地说，在整个90年代里，美欧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通畅的，这种合作对它们双方都有利可图。

　　但这种情况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极大改变。如果问去年的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那么我想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所谓“美欧分歧”开始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中使用得最多的词语之一。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裂痕明显加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说今天美欧关系弄成这个样子，真的只是布什总统上台之后，布什政府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对外政策的功劳。小布什的政策是直接诱因，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也要看到造成现在美欧关系大破裂的那些因素，其实在冷战期间就已经存在、而在冷战结束以后又一直在蕴量发展，只不过现在是借着伊拉克战争、一下子被激发出来而更加引人注目了而已。美欧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偶然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更多的迹象表明应该是后者。美国与欧洲之间有经济利益上的分别，自欧元出世之后就存在着与美元的竞争；欧洲在二战之前还曾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者，但美国在二战之后却取而代之，今天的欧洲还想恢复往日的文化荣光。因此，往实里说，美欧之间经济利益不同；往虚里说，欧洲自身的历史意志正在复活，这两点都决定了今后的美欧关系不会平静。

　　美欧关系的这种变化当然对中国有利。在整个90年代里，中国都在担心遭到美欧两家的联手遏制，但现在看来这个担心可以解除了。自去年以来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大幅度进展，本身就在说明这个问题，近一段时间欧盟一直在考虑解除对中国的军售制裁限制，它就是一个表现。

　　伊拉克战争不仅导致美欧关系恶化，另外，这场战争本身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战略失误。同样用八个字来概括，美国的战略失误乃是“化友为敌，促敌成友”。化友为敌就是使自己的老盟友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而促敌成友，就是使中东地区原先并不团结的伊斯兰世界，目前因共同的敌人美国而加强了团结，一些恐怖组织也加紧了合作共同对付美国。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因此看起来真的陷入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而目前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所陷入的窘境，就是明摆着的表现。

　　美国对外战略的失误，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受牵制力量增多，美国在战略上的行动自由因此也大大受限。这样一来，美国就不太可能继续把很大的精力用来遏制中国，相反要与中国达成一些合作，以免战线过多、无力应付。现在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中国与欧洲在接近，而美国对中国也稍微放软了身段。中国在世界主要力量间，纵横摆阖的空间在扩大。这当然是对中国是有利的。

　　其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世界的变化。

　　有理由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东亚，已不再是以往的那个东亚。简单地说，东亚世界已经和正在经历以下三个关键性改变：一是民族国家普遍成熟，各国的自主行动能力和自主意志大大增强。典型的如最近的韩国国会选举，所谓“386”一代人开始步入韩国政治的前台，这一代人的总体倾向，是更加重视与亚洲的关系而非同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亲近度也大于对美国的亲近度。众所周知，现任总统卢武铉，就是靠大喊反美口号竞选上台的。二是东南亚国家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其共同行为能力增强。自1967年5个东南亚国家成立东盟组织后，目前的东盟已发展为10个国家的联合组织，并且与东北亚国家间开展了有效的对话协调。东南亚国家开始以某种共同的意志出现，这对东亚、亚洲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如何按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它会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及与东亚世界经济关联程度在近年来正大幅提高。

　　以上这些事实都在表明，东亚世界正在某些局部上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历史性国际体系的特征，也就是说，东亚世界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正在复活。正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弗兰克等历史学家所揭示的那样，19世纪被殖民地化之前的东亚，乃是一个有着高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同质性、相互关联度极其密切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自足一体，虽然存在着中心和主导性国家（所谓朝贡体系），有形式上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争战，但相对与此同时存在的世界其它地区来说，这个地区的战争激烈程度与发生概率，却就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体系内国家之间关系的有序度，也非长时混乱的欧洲可以比拟。作为历史性国际体系，其标志性的特征又在于：1)体系内国家大都具有历史延续性；2)体系内国家具有相通的历史文化背景；3）体系内国家具有明显的对本国际体系的认同。具有自身历史延续性的国家，在长期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形成各自的战略与历史传统，这些传统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即国际体系内相互交织、激荡，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常量，则构成了体系本身的战略与历史传统或曰战略与历史定势。东亚世界正是有着自身的历史传统与定势。如同欧洲国际体系一样，今天，东亚世界复活自身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的倾向，也表现得越来越鲜明，它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东亚世界谋求政治自主性的意愿和意志，日趋强烈，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因此同样在受到制约。

　　从整体来说，今天的中国虽然在安全上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有些问题如处理不当还可能会葬送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成果于一瞬间，但相对来说，中国现在无论内部综合国力还是外部环境，又重新走过了一个波谷，处在了一个较好的时期。也正因为在文明形态和外部环境上的这些变化，“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才渐渐被大家提出来，并且引来极大关注。显然，“中国崛起”这一命题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改变对自身的看待方式、进而要调整战略思维、对未来发展重新进行战略规划的意味在内。不过，这也是一个应该慎重对待、细致操作的大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这些变化、并从中抽象出有指向性的战略思维变革呢？重要的事情也许是要对以上这些变化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要把它放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文明形态、外部环境及战略思维上所走过的道路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就对以上这些变化、及根据这些变化应该在未来确立什么样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更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从所周知，古代中国在处理国与国、族与族的关系时，所奉行的是乃是“天下主义”的传统。这种“天下主义”战略思维，内含了种族主义的成份，但基本来说是文化主义的，并不看重实际的经济政治利益。这种战略传统，乃是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形态与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使然。但近代随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文明形态与外部环境上，却不断处于激烈嬗变中，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也不能不相应调整战略思考方式，以对变化了的情境和现实作出应对。粗略地说，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战略追求，有一个由文化利益为主转向以现实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不断改造自身的农业文明传统、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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