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幸存者残废、瘸子、盲人，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如果日本人只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坚持他们的道德信念，别人无可指责，但是一种矛盾的野心驱动他们将这种理论强加到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并心安理得地付之于行动，所以至今外人还无法理解他们的侵略理论，他们自己也很难彻底清算这种不自觉但自然的心理情结。
对历史和后果的漠然态度是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日本人的种种对立行为能够没有任何因难地发生转变的原因，甚至敌友关系可以突然转变，本尼迪克所举的萨摩藩与英国的战爭和二战结束时日本人对美国人的态度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二战日本投降前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态度到投降后立即对美国人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性的普遍性突然性转变就大出人意外，但从日本的文化观点看来，胜负是谁这种战爭的结果并不重要，战爭作为过程已经结束，一切都已重新开始，如果仅从自己前进的方向上看，这自然是建康的主观态度，有利于日本的重新崛起，但这种态度不能代替历史客观态度，日本文化中正是缺泛这种大文化精神，对与自己共有历史过程式的国家和人民来说，自己对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后果的肯定和否定不能仅以自己的文化观点为依据，如果就此割裂共有的历史意味着什么？日本的文化不能理解这一点，更困难的是日本政治今天仍然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一点，相反希望别的人理解他们。如何对待历史，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如何使日本文化具有大文化的相容性这样的问题尚未真正成为日本人意识到的自身文化问题。
4. 社会形态上的自反性心理
与中国文化中那种中心价值的统一性不同，儒家的具有历史背景的伦理观念也未成为日本人的道德原理，传统中国社会中主要的的忠孝观念与日本的忠孝也完全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因果性，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善有善报和期望光明、乐观的大结局，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忠大于孝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中国封建社会的等到级观念只是政治结构的形式，家族中的伦理等级也只是血源关系的一种理性化表达，中国人没有种族意义上的人的社会分层的观念，人的尊严来自于理性的自觉而不是社会形态意识上的人的等级，这是由教化和人性修养的积累性进步形成，这是人性在理性意义上的自主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才能够说是具有真正的人性自身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所以儒家的观念相信教化下人人皆可成圣人，中国封建官僚体系的举贤荐能、开科取士的人才制度给封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在中国历史上奴隶制消退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由重视生命的儒家基本观念所支持，即便有卖身制的人身转让形式存在，但生命自身的权利不在其中，也可以自由赎身，这本质上还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不是一种普遍的人身社会制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文化上获得的内在的统一性。日本的社会则由等级分层所隔断，天皇、将军、武士、家臣在层次上是断裂的，但来自中原文化的国家统一意识却高出于这种等级分层的政治模式之上，因此日本人的忠孝观则总是陷入等级秩序、社会公义与“情义”的对立之中，道德准则就常常面临着忠于国家(天皇)与主君，或者个人名誉(道德)与主人(情义)的两难困境，日本人的情义的复杂性和自相冲突性是最具日本社会的特质性的，比如一方面要求家臣必须终生忠于主君，但另一方面，家臣如果感到受到主人的名誉受辱，就会一变而为仇敌，因此情义也就具有忠诚与背叛的自反对立性。日本的民族故事“四十七士”是情义自身冲突性的突出例子，四十七士为了为主人复仇而牺牲了一切，包括他们自己的个人名誉、父亲、妻子、妹妹，这当然也违背了本质的人性和社会公义，在这种情况下，复仇的本身就是目的和动力，复仇的原因和复仇者都只是事件过程的道具，所以复仇之后的复仇者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情义之举也毁灭了情义本身，自杀就是“一举两全之策”，这样社会才能从自身的分裂中恢复。
但是，在政治生活中的自杀解决方式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但社会的等级关系处处存在，这样的两难冲突时时不可避免，本尼迪克从心理文化的角度分析说：“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前者可以造成积极的后果，那就是不断地去追求重大使命、新的目的，但这也总是个案的，普遍性的心理病态必然漫延于社会，它造成了社会生活中日本人自身的冲突和矛盾，日常生活中触及“情义”的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慎重对待，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小说中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就是这样的社会性心理病态，在这种情况下，情义本身也走向了与社会形态对抗的的反面：“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 “一个人迫于"情义"，有时竞不得不无视正义。” (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这种对情义的无法逃离和希望逃离的情况与弗罗姆（Erich Fromm）对西方社会的心理病态的分析具有相似性。
由于日本道德观念的绝对化，日本文化中没有突出的抽象道德意识，因此也不具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形态性，日本人不在抽象的意义上对社会和人负责，只对包含在日常风俗习惯中的情义规范负责，所有道德因素都具体化在事无巨细的社会行为中，因此社会生活中的形式化、组织化、准则化、标准化甚至是机器化就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这无疑在经济活动中有利，这已成为日本强大的经济动力之源，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严厉的工作态度、自责的责任感是举世皆知的。这种精神具有一种心灵上的强迫性，造成了日本人生活中形式化的强迫性与现实中的自然性的内在的冲突，比如日本人尊敬自杀谢罪的方式并不是因为对事情后结果负责，因为结果(除了蓄意犯罪)是可以补偿的，基督教就以赎罪向上帝的复归为人生目的，只有极度心理病态上的负罪感才能导致自杀，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达观，基于历史和人性的人文精神总是由乐观的生命意识支持的。
5. 纯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本尼迪克把菊花作为日本上层幽雅文化的象征，实际上中世纪形成的对樱花的欣赏风尚更能更广泛地表现日本纯文化中的幽伤情感，但是这种文化情感具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气质，日本人强调了樱花的衰败的悲怆之美，并认为那才是赏樱花的至高境界，这与中国纯文化中的基质性完全不同，比如中国文学中也有一种普遍性的幽伤，但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和人生环境的怀念和依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的意境，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李煜)的共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的坚忍孤傲，“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曹雪芹-黛玉）的自珍自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在变易中的包含……这些消魂化魄的情感都是出自生命自身的真爱和留恋，这不是对灿烂的壮烈的瞬息向往，也不是对衰败、死亡的赞美，而是生命延绵的永恒的渴望，这是一种人性本质的人文之美，是中国文化精神在纯文化中的最美丽的一种表现。
当然悲怆、苦难、残缺、死亡也是一种自然性，但这只是哲学上和宗教上才能被包容的自然性，认为日本人对死亡的壮烈之美和衰败的悲怆之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并固执自觉地追求这种至高的信念与服从，这是日本文化的病态阴影。实际上日本人真正的人性自然并未被污染，这在日本纯文化(文化、艺术等)中得到了充份的表现，正是源于这种人性的自然性，日本文学、艺术、民间文化中的纯朴和优雅就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喜爱，日本人自然人性的一面广泛地表现在远离前述的病态心理情结之外，他们赏樱、赏菊、赏月、赏雪，且歌且舞、且饮且咏，他们以陶情于自然的方式观赏樱花，与世界上所有建康心理的人一样，真正体会到樱花的淡雅之中所蕴集的生命的热情和永恒的价值，特别是今天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已使大众文化具 有更多的人性自然和开放性，人们相信今天在灿如朝霞樱花树下茵茵绿草地上欢愉的日本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感上来欣偿樱花的。
由于中国文化和文字的渊源，日本自然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三大起点（日、美、欧）之一。日本在现代学术的汉化翻译上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现代学术和科学技术中的大量术语就是最先由日本学确立的，这些在中日文化的共同发展中是功不可没的。
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丰富的精致艺术形式，如茶道、柔道、剑道、书道、琴道、花道等等，它们即是技艺，也是艺术形式，形式本身成为了纯粹的艺术，形成为极具日本特色的精致优美，这些艺术的泉源直接来于自然和生活本身，因此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具有自性的优美和纯朴，各具流派，百艺百能，丰富而充实。日本人在模仿竞争中发展这种生活的艺术，把模仿作一种美德，精益求精，乐此不疲，日本人甚把肉体享乐都艺术化了，睡眠、热水澡、吃饭、饮酒以至酗酒都可以被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生活的艺术形式化便日本人具有事事认真和天真般的固执，这与他们在工作和经济生活中的敬业精神是一致的，甚至日本妇女对家务劳动都抱有职业精神，这正是文化的整合性的一个最好的说明。
6. 文化与历史
文化中的历史是以文化的观点和方法阐释历史，历史中的文化是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过程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形态就是文化。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中日文化的分野关系正好说明了文化与历史相互的阐释性，日本的文化和历史在中西文化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案例意义，中西文化的一致性只有在互补的意义上才能被阐释，而这种阐释性是从中国文化的本质性中得到的，但日本文化却以它的自身自反性表现了文化的层次整合上的特殊性，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文化文化具有自身的同质性，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但这两者在文化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的文化阐释上是自性一致的，另一方面，日本的心理文化形态却表现了文化形态在层次上的自反包容性。本尼迪克的研究提供了西方文化研究和社会学在心理领域上的一个新视野，她使我们看到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这样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心理层次上的包容性矛盾，在这种理解上，意识是无意识的进步状态，意识与下意识的控制和化解关系构成人或社会心理状态，而在文化研究领域，本尼迪克第一次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文化形态的案例。在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自性的对立性，而在西方文化中自身的对立性就是心理和社会的病态表现，日本文化却能以这种对立性表现强大的生存能力，但这种生存能力不是文化自身历史一致性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整合过程中产生的形式自反对立性，即以自反对立形式所表现的心理文化形态和动力性。日本近代社会“脱亚入欧”的思想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心理下意识的意识化，但这只能主要地是社会层次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可以移植，文化本身也可以在历史中进行吸收和融合，但文化自身的本质性不能改变，否则也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上的日本文化了。
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是一种现代的理性自觉，今天，人们在努力地认识自己，努力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在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中寻找自我，寻找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与历史中的位置，但只有在与此相应的大历史与大文化的背景和平台上才能真正理解自己。人类在更长的历史时间中，才能看到文化与历史的相互阐释的本身，它们即成为历史，也是文化表达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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