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物，包括了整个世界。恰如继承了叔本华和尼采‘唯我主义’认识论的萨特所言：意识的实质是‘虚无（nothingness）’，因为只有‘意识’是外在于这个万有世界的（Sartre，1943）。

为了挽救叔本华认识论，我建议采取哈贝玛斯的路向，进入‘交往理性’的论域（汪丁丁，1999f，2001b，2001e）。这一思路的三个思想渊源是：（1）米德的社会交往基础上的自我认同理论（Mead，1912，1927，1934），（2）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汪丁丁，2001d），（3）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语用学（Habermas，1992；汪丁丁，2001e）。

当我们把体验着流变现象的认识主体放在与其它主体的交往过程中考察时，我们意识到，如同‘盲人模象’的寓言所揭示的，投入到各个特定位置中的主体必须经由对话才可能把握真确的知识。也就是说，第一维度上的任何关于‘物’ 的知识都只能从主体间的社会交往中呈现给主体。主体经由社会交往而认知世界与自身，这被哈贝玛斯称为‘个性化过程（individuation）’。主体通过投入到具体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而获得的理性，被哈贝玛斯称为‘定位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最后，我们每个人在上述社会过程中意识到的我们自身的人性，被哈贝玛斯称为‘表演的个性（performative individuality）’。

知识演变的第二维度，也是个体获得真确知识的社会化条件，不妨被命名为 ‘人际关系’，与第一维度上的‘物的关系’相对应。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制度（institution）’，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制度（North，1990；汪丁丁，1992）。这一维度上最重要的制度包括‘语言’、‘宗教’、‘家庭’、‘政府’、‘经济组织’、‘法律’、‘学术规范’等等。相应地，我们对这些制度的理解构成 ‘制度知识’。而按照制度分析的惯例，我们在第一维度上的知识被称为‘技术知识’，因为那是关于‘物的秩序’的知识。

一般而言，作为‘物的秩序’的知识以特定的‘人际关系’为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下获得存在的价值，并且反过来支持特定的人际关系。这便涉及到了知识的第三个维度－－－‘价值判断’（evaluation）。

知识必须有意义，才可能吸引主体的注意力、被存入长期记忆、并且被传递给其它主体，从而进入知识传统。‘3K微波’，对于不理解它的科学价值的主体没有任何意义，从而仅仅作为‘噪声’存在着。一项知识，当它因世事变迁而不再具有意义时，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它将逐渐被遗忘，从注意力和传统里消失。‘吐火罗语’，除非你关注中亚文明在中西文明交往中的作用，将不再引起你的注意力和进入你的记忆。

知识的三个维度－－－‘物的秩序’、‘人际关系’、‘价值判断’，它们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1）物的秩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例如农业的知识，在第一维度上是一种关于物的秩序的知识，但农业的实行要求权力在社会成员当中的重新分配，熟悉‘天象’的人获得了最高权力，儿童和女性则掌握较小的权力。在古代埃及，金字塔建筑师的社会地位仅次于法老。当物种面临生存危机时，生殖崇拜与女性权力就会成为人际关系的主导。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技术工程师在企业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位置；（2）人际关系对物的秩序的影响。这就是所谓“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技术”的含义，北欧海盗财产分配制度导致了火器和军事技术的高度发展。美国二战期间防空火力配置导致了‘ 控制论’与‘优化算法’的创设。“社会需要比办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进步。 ”那是因为社会需要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经济激励，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率使企业家决心作那‘疯狂的一跃’；（3）人际关系对价值判断的影响。这一作用相当于马克思说的“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金钱话事（money talks）’，所谓‘金钱拜物教’。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则鼓励‘平均主义价值观’，中央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了可以叫做‘职权拜物教’的对人的职务和与职务联系在一起的官僚权力的崇拜。“在社会档案里”， “将军的儿子”，“骗子”，……我们从来不缺少这方面的案例；（4）价值判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用马克思的语言，就是“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没有经历过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压抑吗？我们的知识分子难道已经无须面对“耻于言利”价值判断的约束了吗？所谓“制度复制自身”，就是旧制度通过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接班人’来复制自身；（5）价值判断对物的秩序的影响。这是价值在物上的投影，如果金字塔确为古代法老所修建，那么金字塔就是最杰出的将价值投射于物的例子。必死的人，出于对永恒的追求，总要试图将自己的价值投射到不朽的物身上。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无非追求‘不朽’而已。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样的物的秩序”；（6）物的秩序对价值判断的影响。这就是康德说的“天上星辰与心中道德”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窥见‘永恒’时所引起的景仰和追求‘崇高’ 的心境。古代贤哲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知识之大境界，张大千以沉潜于名山大川为绘画灵感之源泉，林语堂于印度洋上观望天空云团交替而感慨人间世事，小普林尼目睹维苏威火山埋葬庞培城故深喑人类之渺小。

上列知识过程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六种作用力构成我所谓的‘知识动力学’的要素。在我看来，我们的每一项知识，我们获取这一知识的过程，这一知识在我们理解的世界里的演变方式，统统取决于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于传统演变的‘路径依赖性’（汪丁丁，1992，1993，1997e），‘锁入’ 稳态均衡是特定传统演变中的通例，而背离均衡的变革是特定传统演变中的特例。这里使用了‘特定传统’，是要表明对某个具体的特定传统而言。特定传统或文明，诚如汤因比所见，如有机体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生、老、病、死。但是又如前述伽达墨尔所见，每个特定传统都只是更大传统内的子传统并且参与构成了大传统的历史多元性，从而一个特定传统的消亡或锁入，并非意味着整个传统的消亡或静止。人的历史的常态是变动不居是演变是从内在冲突中获得生命力量。

时装，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知识动力学怎样应用于社会现象。时装本身是‘ 物的秩序’，对多数人而言，起初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典型如我自己保存着的一面大红旗，那是文革时代红卫兵运动的遗物，现在十几岁的青年人不认识它，把它当作衣服箱子的衬底。封尘许久，突然间价值观念变了，怀旧、复古、老照片，把文革遗物都翻腾出来展览。或许是思考一段难于忘怀的历史，或许是消解一种意识形态危机，总之，为了人际关系中发生的当下的变化而‘怀旧’了。于是在最新潮的服装里面出现了红色和军绿色，出现了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出现了纪念章和头像。我那面大红旗，或许会带着它独特的历史意义被裁剪成时装，变为政治波普，追赶马路时髦。然后，它或许在马路上遇到知音－－－颓废派、新左派、前卫艺术家、知识考古学家……，全凭偶然，因为‘机遇’是历史多元性的理性前提。那知音于是把这面红旗视为‘符号’从里面看出格外的意义，那意义或许对现存的意义具有颠覆性，足以说服更多的人放弃现存意义－－－符号的职能之一便是传递这样的反抗。最后，偏离现存均衡点的社会实践开始了，人群被符号动员起来，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当新的制度确立起来时，引发了新的意义，新的符号，和新的反抗，……。

三．

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我之所以要讨论文化传统而不是知识传统或其它任何传统的变革，是因为如第一节所论，文化传统是我们生存的社会条件，于是文化传统的变革可以通过第二节所论‘知识动力学’的框架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在我的理解中，当传统发生变革时，变革的力量，按照经济学原理，总是寻找传统的薄弱环节实行突破。我把这一看法总结为“在传统的边缘处创新”。必须澄清的是，成功的传统创新更主要地来自传统内部，而不是外部。因此，在传统的边缘处创新应当理解为主要是从传统内部走向边缘，而不是外在于传统。经济学学术传统的创新是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创新也是如此。很难设想非经济学家来实行经济学的创新，或者外国人来从事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化。

因此当我们考察传统变革的契机时，必须明确传统的特殊性，明确说明所论的是什么样的传统，是偏重于哪一个知识维度的传统。显然，宗教信仰的传统比工业技术的传统更偏重于知识的‘价值判断’维度，而后者又比收入分配方式的传统更偏重于知识的‘物的秩序’维度。给定了所论的传统，从知识的三个维度便导出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下面我仅以文化传统变革的契机为例说明这一知识动力学原理。

‘文化’，如钱穆先生所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组成的人类生活世界里，偏重于概括精神生活，对应于偏重概括物质生活的‘文明’。基于这一判断，文化传统是更偏重于‘价值判断’维度的传统，虽然它绝不能独立于知识演变的其它两个维度。

文化传统变革的力量或冲动，如果是来自传统内部的话，那么按照上述的理解，它应当是从‘价值判断’的变动引发的，这是变革的第一类契机，它来自传统的内部。但是出于变革阻力的作用，经济学原则告诉我们，成功的变革更可能发自传统的边缘处。也就是说，变革的冲动可能从文化传统的‘人际关系’和‘ 物的秩序’的维度产生出来，最终改变‘价值判断’。这是文化传统变革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契机。注意，这里维度的顺序并不意味着距离的远近，引发文化传统变革的，很可能是技术的力量，例如‘船坚炮利’，然后人们才注意到制度方面的变革要求，例如‘德先生’和‘赛先生’。如同一切现象学分析那样，我们必须把变革的动因交给‘机遇’，而不是交给任何‘历史决定论’的机制。也因此，我用了‘契机’来刻划传统变革的动因。

文化传统的稳定性表现为对传统之内生活着的人而言知识的三个维度之间作用的相互强化而不是相互冲突。例如，农业的秩序要求循环往复的创世神话作为 ‘价值判断’维度的支撑。后者又要求周期性的洪水泛滥与土地灌溉作为‘物的秩序’维度的支撑。与这两个维度上的现存力量相适应和相互加强的，是在‘人际关系’维度上的王权神授等级制度。因此，在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中，我们都应当预期某种‘超稳定结构’的运作，中国如此，印度如此，古代埃及亦如此。即便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线性历史’观念主导下，对太阳神的征服精神的崇拜也必须定期地受到酒神崇拜的抑制。而现代西方人的‘线性历史观’则由于东方的崛起而受到类似于酒神崇拜的抑制（不属于奥林匹斯族的酒神原本就起源于东方）。

也就是说，传统的稳定性以三个知识维度之间六种作用力的协调为前提。那么，传统的失稳可以在这三个维度的任何一个与其它维度的作用力相冲突的前提下发生。

当作用力之间出现不协调的时候，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相当于维系稳定性的费用增加了，从而传统稳定性可能难以为继。这导致两个方面的努力：（1）现存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努力，这一努力指向‘价值判断’的修正，对‘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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