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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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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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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 序’的重新阐释和再造，或者建构新的‘人际关系’。但由于变革来自传统内部 ，努力的目的是‘保守’而非‘革命’；（2）新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努力，这 一努力指向的，是建构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物的秩序。由于来 自传统的异己力量，它的目的更倾向于‘革命’而非‘改良’。
所有这些努力的效果，它们的‘合力’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现存传统的结 构稳定性的方式。例如，当外部威胁十分强大时，一切旨在巩固‘物的秩序’的 努力都可能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发展是硬道理”，从而对价值判断和人际 关系发生更大的影响。而当外部威胁消失的时候，例如当前世界格局里的美国， 不再感受到苏联的威胁，其内部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升为主导性的冲突，由此 导致‘价值判断’和‘人际关系’维度的作用力的加强，导致不同的意识形态对 现存秩序的不同阐释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不必顾及‘物的秩序’的稳定性，甚至 必须以伤害这一稳定性为化解冲突的代价。
如我一再论述的，把握上述各种努力的‘合力’，是一种变革的艺术，是政 治家和企业家实践的职能，不是理论的职能。
四．
结语
我曾经以康德的话表述过‘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汪丁丁，2000d） 。但是在知识动力学的框架里，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被理解为一种张力，一种 赋予了传统以生命力量的内在冲突。事实上，信仰召唤着知识，知识论证着信仰 。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概念’所代表的知识都可以在第二节所论的那三个维 度里展开和演变。最简单的概念如‘桌子’：我的询问可以从“什么是桌子？” 开始，试图找到概念的定义。然而这种在逻辑关系内部的努力（康德称为‘分析 的定义’）是徒劳的，因为定义所要求的是‘判断’，是将判断力作用于各个具 体的桌子并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康德逻辑学里面的‘综合的定义’）。 但是每个具体的桌子都同时是历史中的存在物，其历史性是无法忽视的。例如， 我想象奴隶主会习惯了将奴隶的背当作书写的桌子亦或当作椅子，或如罗马贵族 所为，以妓女的腹部当作牌桌同时亦作观赏品。于是对‘桌子’的‘物的秩序’ 的定义把我们带到了知识的‘人际关系’维度里，在这里桌子有几条腿不再是问 题的实质（奴隶只有两条腿），桌子的功能也不再被视为‘桌子’的特征了（腹 部的供观赏的功能），至少，‘桌子’的多种功能使得它与其它功能的主要体现 物（椅子或观赏品）之间的差异变得很模糊。于是为了把‘桌子’定义得更加真 确，我们要求在特定历史中考察它的功能和意义。如果它同时具备许多功能与意 义，那么它的定义要求我们判断这些功能和意义当中哪个是最主要的和主导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入关于‘桌子’的知识的第三维度－－－‘价值判断’ ，来获取我们关于‘桌子’的真确知识。例如，我可以想象，在公元第2世纪的罗 马贵族家里，最受客人青睐的‘桌子’应当同时具备‘平面性’和‘性感’这双 重特征，至于这‘桌子’的高度、形状、色彩、附加性质等等，一概要依赖于前 述的那两个特征。而当我把这一想象中的‘桌子’般到文革时代的中国社会里时 ，我可以想象很少人会同意那是‘桌子’。
我的‘知识现象学’分析同样可以运用于诸如‘学校’、‘家庭’、‘企业 ’、‘政府’、‘武器’、‘权力’，等等概念的动力学过程。不过我更愿意把 这些分析留给我的读者（尤其是曾经在我的课堂里参与讨论的那些读者）作为思 考的习题。是的，这篇文章里所有的分析都可以被归纳为‘知识现象学’的分析 。不过，如我在第二节里指出的，现象学方法容易陷入‘唯我主义’泥坑，而拯 救现象学的途径之一是进入‘交往理性’的论域。
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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