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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血缘·共有观——兼论中国人的公私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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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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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牢牢地栓在土地上；还由此衍生出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观念。其结果就是所谓的"独苗难活"，"独木不成林"。分散的小农家庭虽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却不是它最基本的细胞组织。每一个中国人都完全消融于"家族"之中，不仅夫妇是家族关系的配轴，父子也不是它完整的主轴。包括逝去祖先在内的祖辈，与生生不息的子孙，共同构成了家族的生命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男人权力的本质，既不是夫权，也不是父权，而是祖权--一种为着保障家族的整体利益和长治久安，集祖宗智慧之大成的家族宪法或集体领导权。只有祖权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能遵循它的原则，谁就能拥有父家长的实权与威严。传统的中国人也无不把传宗接代视为天经地义的义务；将光宗耀祖看成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数千年来积淀着的强大的民族共识力量，迫使每个血缘群体的父家长，都不得承担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不管他是否心甘情愿，也不管他是否力所能及。否则，即为大不孝。倘若他还要"为自己而牺牲家"，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必然为世人所不容，为社会所不耻。但倘若他为家而牺牲党、国家或天下，至少能在家族中赢得"孝义"的口碑，即或不能进入国族的史册流芳百世，至少也可以留芳于家族、乡族的谱志。
如果说孝是血缘群体之"德"，将它扩大、发展至拟血缘群体的"家天下"，便是移孝作忠、移孝作义，因为地缘或拟血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而已。民以土生，君以民存，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金字塔式国家，只能以农养政--靠从乡村一家一户"毛细血管"中，聚集起各级统治群体所需的一切管理与消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不仅生发、成熟了欧洲封建社会不曾有过的以户籍制为保障的税收赋役制度，还相应地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拟血缘共生共荣观和"以民为本"的统治宪法。《荀子·王制》言："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江山社稷本为天下人之所共，管理江山社稷及黎民百姓的交椅亦可轮流坐，但无论谁担当起拟血缘父家长的职责，道义上，他们就不得不大体上以所辖的拟血缘群体利益为重。如果他还想长治久安，就更要安抚众生，以得民心。只有父慈，才能子孝；只有上行，才能下效。于是，"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6]。在传统社会结构中，这决不仅仅是冠冕堂皇的口号。至于从皇帝官吏到乡绅长老，他们实际是以哪一级的血缘或拟血缘群体利益为重，则不仅取决于他个人的志向与权衡的水平，更要受他实际结成网络势力大小的制约。但不管怎样，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每个中国人都只能生活在大大小小、上下纵横、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变幻不定的关系网中，这些以血缘为核心、以拟血缘为外延的关系网，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保护网，也是他们人生活动的边界圈儿。当然，更是他们利益纷争的势力后盾。只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不变，他们血缘或拟血缘的父子君臣关系也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三 共有观的哲学核心
在这个上上下下都以血缘或拟血缘群体为本位，以"群体利益至上"为根本生存法则的国度里，根本不存在生成西方个体私有制的土壤，也不可能形成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以及建立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公共观念"和"公共道德"。换言之，我们既无西方个体之"私"，也无西方团体之"公"，只有"家国同构"社会群体之"共"。由于个人已完全消融在大大小小的血缘与拟血缘群体当中，无论他是想满足个人私欲，还是想为大众谋福利，都不能单靠匹夫之智、匹夫之勇、匹夫之能，而只能借助群体之力、遵守"群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因此，建立在群体共有制基础上的公私观，只能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相对与弹性的公私观。其核心标准就是："群体利益至上"。凡为个人欲望和利益而不顾群体利益者，即是自私，都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道德的批判；反之，只要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小到父子之爱，大到直言进谏，只要是为对方着想，以群体利益为重，都属于公的范围已，必会得到舆论的褒奖和道德的提倡。
为了保障各级血缘与拟血缘群体的利益，上上下下都在倡导"公"、"平"、"正"，遏制"私"、"欲"、"争"。所以，司马光在《涑水家仪》中倡导曰："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凡为子为妇者，毋得蓄私财俸禄，及田宅所入，尽归之父母舅姑。当用则请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大明律集解附例·户部》也规定，对同居所共之财，"若卑幼不禀命而私用，是谓专擅；尊长当分散而不均平，是为利己"。以天子为首的拟血缘父家长统治集团，同时肩负着家、国双重重任，治国亦如治家，"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7]。故"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8］。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以拟血缘群体大局为重，以身作则、克已奉公地为他们子民的利益着想，他们的子民才能恪守忠君之道，为之尽忠尽责。
然而，提倡是一回事，否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现实生活永远比道德礼法丰富复杂得多。在实际生活中通行的则是一种变通的公私观及评判标准--一种将私人利益融于集体利益之中，公私杂糅，公私兼顾，亦公亦私的共有实践理性。中国自古提倡寡欲而非禁欲，孟子早就承认"食色性也"，但在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中--即使为满足个人正常的生存需求，也必需先通过谋取群体利益后方能获得，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公后私或假公济私的"曲线谋私"人生哲学。人们通常以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圈子作为评判公与私的尺度。对任何一个圈子中人来说，圈子中人的共同利益就"公"，违背了这一共同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就是"私"。但因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圈子中，圈子又有大有小，而且还要发生变化。所以，公与私就具有了需时时把握与权衡的相对性。
以皇帝为例，他本应以天下为家，但因他同时又兼任着皇族父家长的职责，所以，对他个人而言，"父子之爱本是公"［9］，君臣之爱亦是公，爱民若子更是公。但这"三公"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即"共")有大小之别，公的性质或程度也有高低之分；小圈之共(也就是"小公")与个人私利联系密切，自然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但相对于君臣之爱，父子之爱即为私，如过分纵私爱，臣属便会离心离德，使他成为闭目塞听的孤家寡人；相对君民之爱，君臣之爱又为私，故不能纵宠臣以侵民利，否则"载舟之水亦能覆舟"。于是，便迫使他不得不像走钢丝般地，时时事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努力做到公、平、正。然而难办的是，他毕竟也是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这样那样的私心、弱点和短处的人，加之世事多变、千头万绪，人心难测、千奇百怪，平心而论，将天大的一副担子加在他一人的肩上，要他言必信，行必果，可能吗？更何况，除了少数从底层一路奋斗上去的开国皇帝，他们大多都是从小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或昏聩无能的傀儡，实权常常掌握在皇族、外戚、宦官、首辅等政治集团的手中，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在政治集团之间、政治集团与子民百姓之间、以及其他各种对立势力之间，权衡利弊、调和矛盾、避免冲突的中间人罢了。
同样，那些依靠家族、宗族、乡族全力扶助和同年、同乡、同僚尽力提携而步入宦海的官吏们，"一人得道"之后，不但要"鸡犬升天"地报答血缘亲族之恩，更要煞费苦心地经营和扩展他们的官场势力网，否则便会前功尽弃。所以，在他们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表象背后，也依然是个勉为其难、兢兢业业地走钢丝的杂技演员。
等而下之的其他各级父家长，也大抵如此。
正是在这种生存状态和约定俗成的生存规则下，讲求实际的孔夫子才提倡中庸，并将中庸视为"至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8］所谓"中庸"就是：既不是大公无私，也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绝对的均平与平等,而是一个在相对封闭而又资源有限的生存环境中，不得不遵循的均衡之术--一种为顾全大局而不得不把握"度"的艺术，一种为长久生存而不得不保持的动态平衡。水至清则无鱼，水过浊亦无鱼。说到底，人生在世，一名一利耳。无论是为名垂青史而严于律已的清政廉洁，还是为此生奢靡而放纵自己的贪污腐化，只要出于一己之私，都必将对群体的整体利益与长久生存无益。而绝对的平均--利益均分或各打五十大板，两边谁也不得罪，则叫作"乡愿"，同样都不是中庸之道。对于一个担着血缘与拟血缘群体两大担子走钢丝的父家长来说，他必须真正本着为双重群体利益着想的"公"、"平"、"正"之心，随时随地地从大局出发，做通盘的考察与权衡，并能真正做到"补不足而损有余"，方能保持大体上的动态均衡。所以"治大国"才"如烹小鲜"，需时时处处小心谨慎，以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这样"公私兼顾"，才是"至德"之人。
然而，鉴于自古忠孝难两全、公私难兼顾，孔子早就感叹这种至德"民鲜久矣!"其实，皇帝与官吏更"鲜久矣"，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真正做到中庸治家治国的，有几人？
但中庸之道乃是中国特有的共有观的哲学核心，则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1］陈奕麟：《重新思考Lineage Theory与中国社会》。台湾《汉学研究》，民国73年，第2巻，第2期。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3］徐建辉：《全新世暖期与黄河中游的史前文明》。《科学时报》，1997-7-16～17。
［4］参阅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大学》。
［7］(宋)李邦献：《省心杂言》。
［8］《论语·》
［9］(宋)程颐：《河南程子遗书》。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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