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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梦”与“醒”的罅隙间——一种精神向度上的鲁迅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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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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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之中，常常可见他的种种幻梦，然而透过纸背，那些字句经反复折射，又仿佛现出一个全然醒着的作者。“梦”，以及“醒”，这双重感觉凑成一条危险的裂隙，鲁迅长年徘徊于其中，并为此深深迷惑。
在著名的《呐喊·自序》里，鲁迅写道：“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非但于《呐喊》，鲁迅后来的诸多小说中，也划上了那不可忘却的“梦”之痕迹。
鲁迅也曾经以“梦”作为麻木、自欺或一种昏昧精神状态的譬喻，然而此处的“梦”却指向他年青时改造社会与改造国民的理想。鲁迅在青年时代做过医学救国的“梦”，也做过用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梦”，他称创办《新生》时的理想为“将来的好梦”，也称正在追求理想的青年为“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这些作为理想的“梦”，因时代的挟裹而夹杂着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
与“梦”相对，便存在着“醒”。梦不能做下去，便会醒来，理想破灭人就必定归于现实。而如鲁迅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1），而他在《呐喊·自序》中就是以在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的“醒”者自居的，这带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的“醒”的绝望同样成了鲁迅小说的创作动因和表现对象，因此，与“梦”一样，“醒”也是鲁迅小说重要的来由。
鲁迅小说中“梦”与“醒”的交错状态首先就在于题材与主题。鲁迅在作品中也充满深情地写“梦”，如《故乡》月光下的小英雄和对后代“应该有新的生活”的希望，《伤逝》中子君与涓生自由恋爱幸福生活的愿望，笔调都清新动人，但鲁迅更多写“醒”，且即使写“梦”也表现出一种醒者的目光，使行文在“梦”终究要“醒”的不祥预感中流露莫名的感伤。然而更重要的在于，鲁迅小说不仅是对“梦”与“醒”的直接描写，它们还提供了对“梦”与“醒”的问题进行形象思索的场所，主人公们的言谈与故事渗透着鲁迅的反思与启示。因此，鲁迅与此相关的小说既具浓厚的自传色彩--包含人生经历，也包含心路历程--，也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同时，鲁迅自己在“梦”与“醒”中强烈的情绪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中传达出来。
其次，“梦”与“醒”作为两个对立的因素，在被表现的同时也起到了结构表现过程的作用。这一对因素的对立、转换影响到小说的技巧、结构，围绕着“梦”与“醒”，鲁迅的小说叙事或被动或主动地带上了种种诗学特征。
一 梦中犹醒
尽管鲁迅表示写《呐喊》“大半倒是为了对热情者们的同感”，是因为“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2），但作为对未来绝望的“醒”者，鲁迅小说表达出来的仍然是一种绝望的情绪。他的“呐喊”是给同为“醒”着而反抗绝望的勇士的慰藉，而非给“梦”者以希望的鼓励。鲁迅于“五四”低潮期写作的“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3）的《彷徨》，绝望的情绪流露得更加分明。现实主义的态度于这一点上贯穿鲁迅小说创作的始终，通过一个“醒”着的作者，其作品里回荡着的是一曲“梦”的哀歌。
鲁迅笔下的现实是一个“梦”注定要灭亡的现实。鲁迅曾经谈及写作目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然而我们看到，在他有着“表现之深切”的小说创作中，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揭出的病苦，却也显示了“疗救”的渺茫乃至无望。我们在《呐喊》、《彷徨》刻画的时代众生相中可以看到麻木怯懦的阿Q（《阿Q正传》）、虚伪浅鄙的伪道学家（《肥皂》、《高老夫子》）、自私软弱的农民（《风波》、《离婚》）、无聊的看客（《示众》）、贪婪而又凶残的士绅（《药》、《长明灯》）、无用可怜的读书人（《孔乙己》、《白光》）……，其间虽有一个给人希望的洋车夫（《一件小事》），但也淹没在庸众的泥流中而至于不可闻见。于是很难想象在由这样愚弱的国民形成的空气里，“梦”者能有什么作为。鲁迅小说处处表现出对现实之沉滞不变的感受，《祝福》中“我”回到故乡，所见之人“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时间之轮滚滚向前，留下了它的印痕（“老了些”），而所谓“进化”之事却并没有发生；《端午节》中的方玄绰愤激于世事而宣扬起他的“差不多”论，在他看来，现在骂着官僚的学生将来做了官僚，跟老官僚也不会有什么两样，虽然变换了角色，历史却是“换汤不换药”的循环。鲁迅称写小说“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5），但由于他首先是作为一个“醒”者而非“梦”者来进行“暴露”，故而其“暴露”本身即不自觉地染上了绝望的色彩。
“梦”注定是要灭掉。“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多年后，吕纬甫如此感慨（《在酒楼上》）。而《幸福的家庭》的男主人，只能在柴堆和白菜堆的包围中以及妻子阴凄凄的目光和抱怨下，在三岁女儿挂着眼泪的笑靥、通红的嘴唇间捕捞一点“梦”的碎片。中国恰如不无偏激的N先生所评价的，“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便“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头发的故事》）。在如许中国，“梦”者最为不幸。若不象“狂人”一般，于传统无所不在的重压下高呼“救救孩子”后便“好”起来而赴任做官（《狂人日记》），就免不了困顿（吕纬甫、魏连殳、涓生）以至死亡（夏瑜、子君）。曾为“梦”者的鲁迅在作品里对“梦”与“梦”者寄寓了极其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由于作者的亲身参与而逾出一切如“同情”之类带有超越视角的词汇所能把握的范围。其难以表述的力度来自作者自己要求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爱”。尤其在《彷徨》中几篇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孤独者》、《伤逝》等）里，情感本身即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而所有这些情感都是与绝望的情绪相关联，离开对“梦”的绝望将无法理解那样的情感。
面对使人绝望的现实，鲁迅也塑造了一批不屈不挠的战斗者形象。《长明灯》中，“疯子”被告知即使吹熄了灯也不能改变什么时，“沉实地说道，‘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而后来创作《理水》、《非攻》等作品时，鲁迅还借助历史传说中的人和事，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脊梁”的期待之意。这些具有理想主义光芒的形象折射出鲁迅作为“斗士”的一面，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不论从他的作品还是传记材料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鲁迅身上与N先生、吕纬甫等形象相通的另一面：怀疑与悲观。从后者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鲁迅小说对于“梦”的内向反思，即对于“梦”本身的怀疑与否定。
富于理性精神的怀疑使理想性质之“梦”的大厦从内部开始动摇。在鲁迅各种体裁的文本中我们都能看到对所谓“黄金世界”的质疑，而N先生的口中也就说出了《工人绥惠略夫》里的名句，“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历经现实种种打击，N先生的牢骚终于触及到“梦”的本身，这使他对行动采取消极与否定的态度，他劝告“梦”者，“你们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头发的故事》）如果N先生的话毕竟出于一种偏激的态度，那么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则代表作者更冷静的怀疑。
早已为生计压迫而放弃“梦”想的吕纬甫，回乡来所做的又无非是与当年的“梦”背道而驰的事情。他清楚自己的改变，所以对“我”说，“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在酒楼上》）然而在对吕纬甫转变的叙述中，我们却难以听到批判的声音。尽管吕纬甫自己都觉得“迁葬”等事的可笑，但做这些事情却并非如他所说的只是“敷衍”，而有他自己真诚的情感与动机。那个一边叙说一边自责的吕纬甫也许远不如那个一边叙说一边“眼圈微红了”的吕纬甫更为真实。平常生活有它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批判面前筑起一道“人情”之墙。而年纪渐长的主人公有对于“人情”更深的感受，这种“人情”的真实将超越少年之“梦”简单而绝对的否定。《孤独者》也揭示了“梦”的反人情本质。做“梦”的吕纬甫将自己与众人隔绝，而本心却渴望与人的交流，于是他自欺欺人地制造了“孩子总是好的”这样的神话，对“坏”的“大人”不屑一顾的魏连殳，见了那几个在“我”看来“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的孩子时，“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然而这空幻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只不过使他亲手造的“独头茧”越来越厚地缠裹了自己。平常生活的要求使鲁迅对“梦”的态度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他从不放弃“梦”的立场（所以他永远摆脱不了绝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正视“人情”之类的制约力量。鲁迅常常说“凡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感激，……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6）之类的话，《过客》（《野草》）里的“过客”连小女孩一块破布的施予都不愿接受，然而一边要求“超然独往”的鲁迅，一边却不得不承认，“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7）在这一问题上，鲁迅的写作与其说是给出一种结论，不如说只是一种理性的怀疑与拷问。
可以说，鲁迅小说刻画了从“梦”到“醒”的绝望之路，揭示了“梦”失败的必然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看成是对“梦”的否定。然而，鲁迅创作小说的初衷正出于一种对“梦”的深刻认同，它正好与对“梦”的否定构成矛盾，这决定了鲁迅小说中必然出现的另一种声音。
二 醒时织梦
现实中“梦”的失败及作者的感受与思考，于鲁迅小说中得到现实主义的反映。但另一方面，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说的，对于过去的“梦”，“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从中又体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认同。于是，被现实否定了的“梦”，在小说的精神或价值层面却发出肯定的声音，并对“醒”构成巨大的挑战。
现实努力遭受挫折的“梦”者往往转以寄托的方式构筑其“梦”想。如《故乡》中“我”寄希望于未来，希望水生、宏儿“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尤为典型的寄托却是投向过去，主人公在记忆中以被“梦”美化的故乡抗拒“醒”的袭来。月光下的小英雄、好看的社戏、未经污染的友谊……在游子的心目中，“故乡”总是对应美好的存在而带有“梦”的光彩。而作为“梦”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有着不可避免的差距，这使鲁迅小说中的“回乡”历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失望乃至绝望之旅。《故乡》中的“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却惊讶地发现，“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于是，“在‘回乡’小说中，叙?述者寻求精神寄托的过程转化为无家可归的惶惑”（8），这在《在酒楼上》表达为“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的感受，其原因正在于“我”所寻求的其实是并不存在于现实的精神上的“故乡”。因此，也只有“《社戏》以心理上的‘回乡’对抗现实的感受，没有构成心理‘回乡’与现实‘回乡’的相互对立”（9），而《祝福》中的“我”回乡后则立刻萌生了“走”的决心，这并不是因为别处更好，而是由于无法承受现实故乡带来的失望。鲁迅的“回乡”小说，现实的回乡历程等同于“故乡”之“梦”的破灭历程，然而另一面，正是因为有“梦”之“故乡”，才导致主人公对现实故乡的失望，“梦”提[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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