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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仁义内在”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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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7: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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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孟子的仁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仁是“恻隐之心，仁也”，广义的则是“仁，人心也”，包括仁义礼智全部。孟子通过“仁义内在”说总结了子思的“仁内义外”说，确立了道德自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孔门的仁学。
【关键词】仁 仁内义外 仁义内在
孟子“四端”说的提出，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否定了“仁内义外”说，论证了“仁义内在”说，将先秦儒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四端”说的形成使我们看到孟子理论探索的艰苦历程，那么，考察“仁义内在”说，则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孟子对儒学理论发展所做出重要贡献。
（一）
孟子自称“私淑于孔子”，又曾“学于子思之门人”。他主要从内在一面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对“仁义内在”作出了理论说明。孟子关于仁的第一个命题是：“恻隐之心，仁也。”以恻隐之心言仁是孟子仁学的独特之处。《说文》说：“恻，痛也。”赵歧注：“隐，痛也。”恻隐一词是表示对他人的不幸、危难境遇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例如看见孩童要掉入井中，必然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目的，而完全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将恻隐之心“扩而充之”即是仁。孟子也常以“不忍人之心”言仁：“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孟子·尽心下》）“不忍”和恻隐一样，都是对他人特殊境遇下的不幸而产生的哀痛、同情之情；“所忍”则是一般情境下的仁爱之情。孟子认为，仁实际是一种“以其不忍达于其所忍”的扩充过程，即把对特殊境遇下的恻隐、哀痛扩充起来，使之上升为一般情景和普遍意义上的仁民爱物的过程。
孔子言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血缘宗法的孝悌为基点，通过层层外推，达到普遍意义的“泛爱众”，故有子将其概括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矣”。而孟子则是把“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不欲害人之心”看作仁的开端，与孔子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变化。孟子言仁更多地倾注了对民众疾苦的同情和关注，而不再是以维护宗法血缘为重心。孟子甚至对仁民和亲亲作了区分，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一种普遍情感：“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爱”是对于万物的一种情感，“仁”是对于民众的一种情感，“亲”是对于亲属的一种情感，三者互不相同，有严格的区别。对于一个君子来说，就是要由亲爱亲人达到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达到泛爱万物。孟子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真实情感而与亲亲区分开来，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宗法血缘的狭隘范围，而赋予仁更为广泛的社会内容。当然，说孟子突破了宗法血缘只是相对而言，孟子终归是一个生活在古代宗法社会的思想家，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宗法关系虽然开始遭到破坏，但依然是维系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因此，孟子在提出富有创造性命题的同时，依然保留着旧的观念：“亲亲，仁也。”（《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
孟子关于仁另一个重要命题是：“仁者，人心也”。恻隐之心意义上的仁，只是一种道德情感，相当于孔子的“仁者，爱人”。在孟子那里，与孔子相当的是后一命题中的仁，即“仁者，人心也”意义下的仁。
心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孟子》一书中，心字共出现121次（三处用于人名的不计在内）。从这些场合的使用来看，心字的含义较复杂，它既指主体道德心，如良心、本心，也指具体的恻隐、羞恶等之心。那么，孟子“仁，人心也”是哪一种心呢？如果是恻隐之心，那么，“仁，人心也”只是“恻隐之心，仁也”的重复，并没有表达新的内容；而如果是道德心，那么，仁就和道德主体等同起来，并获得全新的含义。可见，对心的理解不同，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也不同。我们认为，孟子这里所说的是道德心，即良心、本心。这是因为，仁在孟子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被看作人之为人的标准，被看作是“道”。“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因此，这里的仁显然不仅仅是指恻隐之心，而应该是指道德心。这可由下面一段材料证明：“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合而构成人之为人的标准，说明“仁者，人也”的仁是指道德心，孟子的仁具有比恻隐之心更广泛的含义。此其一。
其次，孟子在提出“仁，人心也”之后，紧接着又谈到“求放心”的问题。“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孟子认为学问的根本就在于“求放心”。这里的“放心”当和本篇第八章的“放其良心”，第十章的“失其本心”同义，都是指道德心。而“仁，人心也”与“求放心”实际说的是同一个心，所以也应该是指道德心。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孟子在“仁，人心也”之后，又提出“义，人路也”，似乎表示仁、义是一种并列的关系，仁并不包括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只需要说明作为“人心”的仁与作为“人路”的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就可以了。孟子义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义归于主体心，把义看作主体心的外在表现。因此，这里的仁、义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孟子的意思是，作为“人心”的仁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作为“人路”的义即来自于仁，掌握了仁也就掌握了义。正因为如此，孟子只言“求放心”，而不言求失路。
孟子通过“仁、人心也”的命题，将仁与主体的本心、良心等同起来，赋与仁丰富的内含。了解孟子的仁先要了解孟子的心，了解了孟子的心也就了解了孟子的仁。首先，与孟子心有广义（良心、本心）、狭义（恻隐之心）之分相应，孟子的仁也有广义、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仁只是恻隐之心，从广义上讲，仁则包括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全部；从狭义上讲，仁只是“仁民爱物”之仁，从广义上说，仁则统摄仁义礼智全部，既是情又是理，是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其次，与孟子“四端”心和道德心相应，孟子的仁包含了由情及理，由“四端”到“四德”的发展过程。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端”字本作“ ”，许慎《说文解字》：“ ，物初生之题（题犹额也，端也）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换言之，“端”即事物的萌芽、开始。“端”表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不是一种既定、完成的东西。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到仁义礼智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正如树苗到树木有一个生长、发展的过程一样。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一个“根”字形象地说明了孟子思想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有时也直接肯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仁义礼智，如在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辞让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在孟子那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属于道德情感，仁义礼智则属于道德理性，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孟子看来，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虽有不同，却不能截然分开，道德理性不能脱离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也需升华为道德理性。孟子前一个命题说明了二者的连续性，后一个命题则揭示了二者的发展性。这样，孟子的仁在横的方面兼摄仁礼智而成为最高概念，在纵的方面则包含了由情及理的发展过程。这是孟子仁的独特之处，它和孔子乃是一脉相承。
最后，孟子以心言仁，仁成为实践主体，成为道德实践的内在根源和动力，通过仁，孟子建立起自律的道德哲学。孟子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上》）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形象地说明道德活动的自律特征。在这里，仁义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它是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源、动力，而不是外在目的；“自反而缩”属于知，是本心、良心的内在活动，“吾往矣”则属于行，是本心、良心的外在表现。在这里，知与行，内与外得到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则是仁、是心；“仁义礼智根于心”说明心的本质和结构，而“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则表明此心又决定、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成为道德实践的根源和动力。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大大地突出了主体的作用。这一思想是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反映了士阶层地位的提高和人格的独立。孟子提出“仁义内在”说，正是建立在他对仁的独特理解之上的。
（二）
孟子提出主体的心，以心言仁，赋予心道德实践中的创造作用，这便决定了他主要是从主体心来统一内、外关系，论证“仁义内在”说的。我们知道，在孔子那里，仁、礼还存在着内、外的差别，仁是内在主体，礼是外在规范。礼之外，孔子还谈义，义与礼密切相关，也具有外在的特点。子思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仁内义外”说，将仁义礼智圣一方面说成是“形于内”的“德之行”，另一方面又说成是“不形于内”的“行”，并提出“为德”与“为善”的道德实践方法。（1）这样，从孔子到子思，仁与礼（义）、内与外的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统一，反而呈现对立的趋势，直到告子以极端的形式将其内在矛盾揭示出来，迫使孟子不得不作出理论的回答和说明：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或者说是“形于内”的，它们内在于心，由内而外显现出来，与《五行》的“德之行”是一致的。不过，孟子在继承《五行》“德之行”的同时，又舍弃了“不形于内”的“行”。在他看来，仁、智固然内在于心，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的表现，而礼、义也同样来自内在的“恭敬之心”和“羞恶之心”。因此，仁义礼智性质相同，都内在于心，并不存在内、外的差异，也不需要作出“形于内”、“不形于内”的区分。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公孙丑上》）礼本来就是由辞让之心即恭敬、尊重的心理情感扩充而来，因此，实践礼是为了满足内心的需要，而非服从外在的强制，它是内而不是外的。人们之所以产生外的看法，主要是不懂得礼的真正来源，不懂得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因此，只有将礼与辞让之心联系起来，将其看作辞让之心的表现，才能完成由外向内的转变，实现内、外的统一。
由于把礼归于辞让之心，孟子礼的内含大大缩小。孔子的礼具有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等多种内含，而孟子的礼则主要是指礼仪形式：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客也，智之于贤者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事君无义，进退无礼。（《离娄上》）
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尽心下》）
上面三段材料中，礼均是指“进退”、“动容周旋”的礼仪形式，《孟子》一书中的礼主要即是这种含义。这一方面说明孟子生活的时代，礼的作用和地位已大大降低，同时也表明孟子的辞让之心无力对儒家所倡导的礼的全部内容做出合理说明。辞让之心能推出“动容周旋”的礼仪礼节，却无法说明等级名分、社会制度、伦理规范的合理性，由辞让之心显然无法推出这些内容。因此，孟子实际通过缩减礼的内含，[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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