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周易》特别是《易经》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有着一个完整的"图示"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象是基本的结构单元，数是联接这些单元的根本法则的载体，所谓"八卦为宇宙万物之载体，六十四卦乃天道生生之模拟，三百八十四爻皆可以转化，六十四卦遂相互包涵；爻动卦变，以追摹天地之大德" ，乃深得其要领。

　　如上所述，《易经》的基本结构是象数，其中象是认知经验的形象化和象征化，数是形象和象征符号的关系化以及在时空位置上的排列化及应用与实用化。在此基础上，易象的关系和排列亦即易象的数的关系中呈现的意义凝化为概念并将这些意义和概念发挥为命题及判断，即易象、易数、易义的整体化和思辩化，标志着《周易》的哲学思想从最初的"在宗教形式中形成"并在卜筮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的原始状态蜕变为缜密严谨完整系统的体系。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易传》是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代表。《易传》对《易经》的诠释，通过对卜筮外壳所做的"科学"论证以及对天帝鬼神的新界说改变了卜筮的迷信观念，并且对隐藏在《易经》占筮表象下的许多潜在思想和认识进行了系统的表彰，使之升华并且完善地显现出来，从而完成了《周易》思想体系的语言表述。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考量易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不难得出这样一种推断：在这样一个认识的深化拓展过程中，《周易》元典的思想是其内在的认识的主体性的结构，这也就是说后世易学思想是以《周易》元典思想的基本结构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持续不断并且延续至今的建构过程中，由于在《周易》元典思想上立足的基点有所不同的侧重，因而而形成以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为主要形态的两种思想系统。

　　所谓象数学是指把宇宙万物符号化、数量化，用以解说《周易》并推测宇宙事物关系与变化的学说。《易经》用数而不言数，《左传》、《国语》则提供了一些运用象数占筮的实例。象数的基本原理初步形成于《易传》，其内容备述于前。汉魏时期，《周易》之学被立于学官，《易》师辈出，象数学与占筮、气象、灾异、谶纬之学相互渗透而形成时代的学术风气，各种象数学论及条例应运而生，构成了象数学的典盛时期。宋代，以"河图"、"洛书"、"先后天图"、"太极图"为代表的各种《易》图及图说的兴起，使得象数学的内容与形成发生了焕然一新的转变，其方向转为对大自然万物化生奥秘的探索。清代乾嘉年间，学者注重考据，务求征实，汉《易》象数学的思想得到重新的认识，但其认识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所谓的义理学是指研究《周易》经义名理、哲学思想的学说。其最初起源，同样可以追溯到《易传》及《左传》、《国语》所载筮例，尤其是《易传》之论被历代学者奉为阐发《周易》思想最权威的经典。三国魏王弼之学起于对汉《易》象数学的弊端的攻击，以"扫象阐理"为旗帜，后经唐初孔颖达的疏通阐发，以义理解《易》的风气遂取代了象数学而畅行于世。两宋时期，随着道学思想的盛兴，以儒理阐《易》，以史事证《易》，以心学解《易》的思潮层出迭起，使得《周易》哲学研究的领域得到极大程度的开拓，这些拓展在清代有所延续并且得到系统的总结。

　　在易学思想史上之所以形成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即《周易》哲学自身的内在蕴涵是由象数和义理这两大部分组成的，所以历代《易》家之说，或专注于象数，或偏重于义理，各以特定的风格立说传世，并逐渐分流归派而汇聚成两大主干。当然，历代《易》家所言的"象数"、"义理"，其立论各有所执，未必即是《周易》自身所本有的内容，这也是易学史上各派各宗之说长期攻讦不休而异说纷杂、莫衷一是之所以然。

　　事实上，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数是象的关系与变化，而象包含了时位的相对性，象数一体而根源于《易》之经验。"《易》的象数是易的义理发展的基础，义理是超出象数的，但必须要象数发展到某一阶段才有义理的出现，义理的出现可能包含象数，但也可以扫除象数回到易的经验，以求获得对易的经验的理性的理论理解，此处所说理性的理论理解是相对一个时代的标准和需要来决定的。易之理性与理论有一特色即是全体性的认识和部分性的认知的相互依赖性。个别事象和数象都是意义和概念产生的源泉，但每一个事象－象数－数象的意义都是在整体的了解中决定的。……事实上，象数之成为象数也是由于象数中含有义理，对象数诠释，并看出象数并行相关互等都有理的成份；理之成理即由于理的展示化和成为意识的对象。……象数显则义理隐，义理显则象数隐，在易学史上有此辩证倾向。但若就易的完整思想和易统而言，象数和义理是同时发展，形成一个大系统却又相互引发、相互衬托，必能达到多重的求知、格物、立德、立言的效果" 。

　　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来看，以象数和义理为其经纬的《周易》思想作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主干和原创性结构基础。以象数、义理的思想和方法为发端，构建了传统哲学思想、社会伦理、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主体结构。因此，亳不夸张地说，《周易》思想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精髓所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随着西学在中国的广泛流布，《周易》思想作为认识主体结构的地位受到根本的动摇，取而代之的是以天人相分为本质特征的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周易》思想因此而成为一个新的认识"图示"结构中的一个认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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