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为主义研究，提倡将传媒还原到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将它们孤立起来分析”。⑦不仅如此，它所体现的批判性研究取向、总体性研究思路和综合性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传播学批判学派所沿袭的“学术规范”。
四
其二是文化研究。此一路数包罗广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明信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吉登斯(A.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到耶鲁的“四人帮”——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不难看出这幅简要的素描，实际上勾勒的是现代西方的学术流变图。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浩如汪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兰克福学派，后有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有关思想稍加解说。
说到知识，人们一般都把它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认识。其实，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福柯把这些言说统称为“话语”。比如，媒体的报道就是一种话语，再如人们常说的新闻自由也是一种话语。在福柯之前，人们虽然意识到却没有认识到种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不同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联。知识原来并非自足的东西，而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揭示各种知识、各种言说、各种话语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力背景(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按照他的考察，话语权其实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如老师的传道授业就体现着某种权力。对此，赵一凡先生曾这样概括道：
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伤痕。⑧
以“新闻自由”为例，这套话语的形成与壮大过程，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资产阶级与国王贵族“争权夺利”的本质。稍微考察一下西方近代以来的新闻传播历程，就不难发现这套话语从来也没有真正兑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兑现它所言说的美丽目标，它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生发的一个话语，他们通过这套话语夺取并把持了统治权。在全球化时代(这又是一个体现特定权力关系的流行话语)，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又进一步祭起这面话语的大纛，而其实质说白了还是为了维护、巩固和推行自己的权力意志。因为，现时代的信息自由传播究竟对谁有利而又对谁不利，即使白痴恐怕心里都会明白。
五
其三是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此一路数是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当然，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还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与美国东海岸麻省理工大学那位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痛诋畅驳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有意思的是，其子D·席勒也是一位批判学者，而且与乃父同在一校执教，《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上刊发的一篇书评，即论述了他的新作《数字资本主义》。
H·席勒的成名作，是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用加拿大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Simon Fraser大学的D·司迈斯(Dallas Smythe)在本书序言里的话说，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
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⑨
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席勒还对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研究大张挞伐。他认为，4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播研究大抵属于“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on research)。这类研究基本上都立足于既定的传播体制，视之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然后在此前提下为其出谋划策。所以，各种各样定量的、实证主义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遵循的都是广告主、广告商或政府机构的意志，不仅缺乏权力关系的思考和批判现状的意识，而且实际上支持了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
以上三种研究虽然思路有所不同，但其范式(paradigm)却是完全一致的。概括地说，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称新马克思主义或简称“西马”)为思想背景，都对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及其运作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尖锐的剖析，无论其具体理论和学说如何参差百态，说到底都无不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体现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所以，与经验学派相比，他们的立场更倾向于批判现实而不是服务权势，他们的研究更注重于凸现问题而不是贡献方略，他们的方法更着眼于深度思辨而不是表层量化——诸如此类的取向，都与上述平衡现代文明的人本主义思潮一脉相通。
六
我国自改革开放引入传播学以来，20余年间大都承袭以美国为典范的经验学派，而轻略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以至于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迄今为止，除了台湾传播学者张锦华对批判学派的理论做过系统整理之外，20年来祖国大陆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谓屈指可数。其中，最早开始关注批判学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藜先生，她在80年代初曾对此做过初步探讨。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王志兴(后赴英留学)，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受瞩目的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后来发表于《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对批判学派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次年，正负笈东瀛的郭庆光先生，又在《新闻学论集》第11辑上发表了《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更深入、更具体地论述了批判学派。
90年代初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和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在整个传播学研究重整旗鼓之际，批判学派研究又浮出水面。其间，笔者蒙前辈师长吴文虎教授不弃，在为其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撰写“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一章时，先后发表了一组有关批判学派的论文，对批判学派的源流、研究、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的比较，做了较为全面的爬梳。1999年，郭庆光先生又在《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里对批判学派做了专题论述。
在此前后，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黄煜(后赴英留学，获博士学位，现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与裘志康曾一同翻译过美国批判学派的一部力作——赫伯特·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张藜先生的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怡红，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传播馆”丛书翻译过H·席勒的名作《思想管理者》(1996年)。
上述这些传播学界的探讨，构成了我国批判学派研究的前沿阵地。
除此之外，由于批判学派是个开放的领域，其他学科基于当代传媒的显赫功能，都从不同视角介入这个领域，从而事实上构成了我国批判学派的纵深阵地。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化的突飞猛进及各种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广义的批判学派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尤以西方哲学、当代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表现突出。远的不说，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文化与传播译丛”(周宪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传播与文化译丛”(常昌富等主编)和一套“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王逢振等主编)，都收录了多部批判学派的经典。如“文化与传播译丛”里S·霍尔的《文化：从社会学观点看》和约翰·费斯克的《电视文化》，“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里由清华大学中文系罗钢先生等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等等。另外，像《读书》、《天涯》、《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文化》(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文化研究》(陶东风等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文化学术辑刊，也都成为我国批判学派的制高点。
至于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妖魔化”理论，则可视为我国批判学派研究的创新之见。当然，若以经验学派一脉的“学术规范”进行衡量，此论或有缺陷，但其思想的洞见与犀利、材料的雄辩与鲜活、倾向的鲜明与刚正，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其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
综合上述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目前在我国开展批判学派研究，一方面需对西方理论的演化脉络、经典研究、代表学说、基本思想、哲学倾向、研究方法等进行系统、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具体说来，既要对广义的批判学派及其思想做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勾勒，如斯宾格勒、韦伯、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布迪厄、德里达、福柯等对现代性以及大众传播的审视和批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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