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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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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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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现过许多流派而非一个流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是一个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的流派。这一派的确立，以郑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为标志。他们的研究对象，除了狭隘的民间文学（如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俗语等）外，还包括了历史上曾在民间口头流传后来有了书面文本的戏曲、变文、弹词、鼓词、宝卷等。这一派在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建设上贡献殊大。在研究方法上，早期他们吸收了西方人类学派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比较研究，类型研究），后来部分地抛弃了或修正了西方的方法，而以文学的比较考证与内容的社会分析为特色。建国后的17年间，在“左”的社会思潮下，俗文学及其研究者受到了冲击，从而使这个学派受到了重创。
[关键词] 民间文学；俗文学；俗文学派
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以郑著《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为标志。40年代，抗战胜利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中国民俗学界和民间文学界处在20世纪以来相对低潮的时段里，由郑振铎的追随者及其以他的文艺学术思想为旗帜的俗文学刊物，几乎在同时分别在香港、上海、北平三地创刊，即通常史家所说的“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戴望舒在香港《星岛日报》）、“沪字号”《俗文学》周刊（赵景深在上海《神州日报》、《大晚报》、《中央日报》）和“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傅芸子、傅惜华在北平《华北日报》），遥相互应，争奇斗艳。这一派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中国文坛和学坛的一时之盛。
郑振铎的民间文学—俗文学观
郑振铎（1898～1958）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和关注开始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从他1921年任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主编、继而创办《儿童世界》起，他就开始对民间文学关注、介绍与研究了。他起草的《儿童世界宣言》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应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他把刊物的内容分为十类：插图、歌谱、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滑稽画，还有杂载、通信等。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认为的民间文学的内容，占了多么大的地位！作为主编，他除了在刊物上发表安徒生童话等民间作品和他的许多朋友写的文章外，还在其编刊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出版了他翻译的《莱森寓言》（1925）、《印度寓言》（1926）、《列那狐》（1926）和《高加索民间故事》（1928）。[1] 继而，他接手主持《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1923年7月30日起改为《文学周刊》），这两个文学刊物，就成了他发表民间文学文章的主要园地。他于1927年6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中山狼故事之研究》和《螺壳中之女郎》两篇论述中国民间故事的文章。同时期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卷下里还收了他的《民间故事的巧合与演变》、《榨牛奶的女郎》、《韩湘子》等文章。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顾颉刚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1924年11月23日《歌谣》周刊）、《孟姜女故事研究》（1927年1月《现代评论》）之前，他就在1924年9月的《文学周报》上发表了《孟姜女》一文。不知为何顾颉刚在编辑《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时没有把郑振铎的这篇文章收入，因而成了一个历史的谜团。他写的第一篇冠以“俗文学”名词的文章《敦煌的俗文学》，也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2]
“五四”文化革命初期，胡适倡导“白话文学”和“整理国故”，是把历史上的白话文学算做国故之列的，郑振铎赞同并承袭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在办《小说月报》伊始，就在该刊上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并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所说的国故，当然包括他后来倾全力搜集和研究的历史上的俗文学。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与胡愈之等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为此险遭逮捕，不得不去欧洲避难和游学。在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里大量研读了中国古小说、戏曲、变文等，同时也研究希腊罗马文学和神话，接触了外国的民俗学理论，翻译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战火）和英国民俗学家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郑振铎关于民间文学—俗文学的观念逐渐形成了。
30年代初，郑振铎离开上海转移到北平，受聘于燕京和清华两校任教授，一方面潜心于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一方面还念念不忘通过编辑刊物推动文学运动。1932年朴社在北平出版了他的四卷本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了他的《中国俗文学史》。这两部大著的出版，加上过去出版的《文学大纲》中的一些篇章，完整地体现出了他的文学观，奠定了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理论体系，也为民间文艺学阵容中的“俗文学派”奠定了基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受到了知识界的广泛好评。唯一的一篇批评文章是他任教的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吴世昌，而且是发表在《新月》杂志上。这就不能不引起郑振铎和他的文坛朋友们的不快。陈子展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一文，指出吴氏“为文态度，似在陵烁他人，轶出讨论学理范围”。鲁迅于同年8月15日给台静农的信里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3] 鲁迅这话，乍看起来对郑著颇有微词，其实他是与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比较而言的；再说，那时鲁迅还没有读到郑书，只看到了广告词，对其虚张声势略表不与苟同而已。到次年2月5日致郑振铎的信里才说：“昨乔峰交到回赠之《中国文学史》三本，谢谢！”后来在致曹靖华的信里，推荐五部文学史著作，其中就有郑振铎的这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4]《郑振铎传》的作者陈福康评论说：“何况后者（指‘孤本秘笈’）大多为当时一般学者所蔑视的民间讲唱文学，只有他才把它们视作‘珍籍’，这正是对历来贬低民间文学、俗文学的传统观念的反拨，有什么可非议的呢？”[5]
由于受到司徒雷登及其同伙的排挤，郑振铎于1935年夏离开燕京大学由北平回上海，[6] 在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又主编《文学》月刊、《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 “八·一三”事变后，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上海成了“孤岛”。文化界许多朋友都纷纷撤退到内地去了，郑振铎留在“孤岛”上海，在艰难的困境下做了许多工作。1938年，郑振铎写了多年的《中国俗文学史》，由迁移到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为了写作这部著作，当时正在编《小说月报》的郑振铎，请时在英国留学的好友许地山到大英博物馆为他查阅和抄录被斯坦因盗走的敦煌写经卷子，因博物馆不准抄录，许地山不得不将看过的卷子一段段地背下来，回到住地再凭记忆写下来，寄到国内。1927年郑振铎被迫流亡英国，又亲到大英博物馆继续查找讲唱文学资料。郑振铎的俗文学观，以最简练扼要的语言，浓缩在了《中国俗文学史》这部著作中：
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
……在许多今日被目为正统文学的作品或文体里，其（起）初有许多原是民间的东西，被升格了的，故我们说，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俗文学”，这话是并不过分的。[7]
他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他进而把俗文学的“特质”归纳为六个：第一，是大众的，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为民众而生存。第二，是无名的。第三是口传的。第四，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第五，其想象力往往是奔放的，并非一般正统文学所能梦见，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伟大的，也非一般正统的文学的作者所能比肩，但也有种种坏处，如黏附着许多民间的习惯和传统的观念。第六，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即我们今天常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按内容，他列出了五大类：（1）诗歌——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2）小说——专指话本；（3）戏曲；（4）讲唱文学；（5）游戏文章。
《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从20年代那一帮进步文化战士们所信奉的进化论的世界观，进到以唯物史观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梳理中国文学史的进程与演变，论述了民间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和流传存在的价值，不仅在资料占有上无与伦比，而且在观点上自成一说，发人所未发，成为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他的民间文学—俗文学思想达到成熟的时期。
郑振铎对“俗文学”概念及其解释，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非议。1958年出版的一部影响很大的《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作者们写道：“我们说‘民间文学’就是指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过程中所创造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它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在奴隶制社会里，民间文学主要是指奴隶的创作；在封建社会里民间文学主要是指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创作。通俗的、在民间流传的文学，不一定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不一定就是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的，因而也就不一定是民间文学。……在民间流传的通俗的文学，不能一概认为是民间文学，同等看待，而应以阶级的观点去检查这些作品，看看它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如何，是否真正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郑先生既然用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实质是资产阶级观点，来对待民间文学，说民间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因而他就把一些地主的小市民的通俗作品，都滥竽充数地算作民间文学。”这些作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1）民间文学史应该是阶级斗争历史的反映，而《中国俗文学史》没有反映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第11页）（2）文学史应该是现实主义发展与斗争的历史，而《中国俗文学史》却成了某种文学形式的延续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文学史。（第17页）（3）《中国俗文学史》是一些地主阶级、小市民的庸俗作品的堆积，没有反映出我国民间文学史的真实面貌。（第17页）[8] 被批判者与批判者的分歧点很多，涉及得也很广，但根本点在于：一个说俗文学是大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一个说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而劳动人民及其口头创作乃是纯而又纯的、是没有糟粕的文学，一切糟粕都来自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劳动人民的，俗文学则恰恰是“小市民”所创作、为“小市民”所享受的、充满了消极因素甚至封建毒素的文学。后者指责前者模糊了、抹杀了或取消了阶级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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