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次，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新一代将才。福建船政学堂后堂培养海军将才(军舰管驾等)；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培养海军和陆军将才。张之洞创设陆军学堂，培养陆军将才。李鸿章说：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务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务必由武备书院造就，……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张之洞认为：“整军御武，将才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重要原因在于其“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⑥这说明，洋务官员已认识到仿效泰西各国“讲究军事”、培养有军事科学知识将才的重要。他们把学堂视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根本”，主张仿照西国“选将以学堂为根基”。“这些由学堂专门培养出来的将才具有近代军事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将官素质。

再次，海防观念的近代化：建设近代海军、修筑新式岸炮台。这是海防观念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洋务官员认为轮船是海中“第一利器”，因此，奏请购买、制造轮船，建立近代海军。丁日昌指出：“海上争锋，纵有百号之艇船，不敌一号之大兵轮船。”⑥李鸿章认为：海防“防之之法，大要分为两端：一为守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坚固，须能抵御敌船大炮之弹，而炮台所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他奏请北、东、南三洋各设大兵轮船6号，根拨轮船10号，合共48号。北洋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分驻厦门、虎门。②后来，实际成军的是北洋海军(直隶)、南洋海军(两江)、福建海军。

修筑新式岸炮台是近代海防的另一重要设施。洋务官员注意到修筑炮台的近代科学性。如李鸿章建议：“各海口仿照样式修筑沙土炮台，以地步宽展椭圆坚厚为要。”⑧丁宝侦具奏说：“此时修筑炮台，非仅如寻常守备，垒土累石，随便据险为之，遂谓可资捍御也。必须得熟习海疆形胜、精通地舆、探明算法而又周知外洋攻战机宜之人，或乘舟历险，或登山涉隘，远测近观，以定台基。台基既定、然后讲求筑之之法，方圆斜正，一一精审。务使被船之炮不能遗伤我台，我台之炮可以远及彼船，斯筑一台始得收一台之用。”⑩

五、作用、地位和局限

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和技艺观，接纳西学、引进西学、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改变原有陈旧观念。这种“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①，在“故习之难除”的当时，对开启风气、启蒙思想、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其一。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由轮船、枪炮弹药制造发展到织布、制麻、冶炼等商品制造以及用“西法”探矿．用机器采矿，举办电报、铁路等，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使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其二。专门人才被重视、被任用，使他们的专长得以发挥，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同译欧几里《几何原本》后九卷(前六卷明代已译出)、《代微积拾级》等；徐寿被曾国藩招入幕府后，在江南制造总局，“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并同华荫芳等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数百种，＠此其三。由于西学的引进，以及和人才培养的结合，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为国防、经济建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其四。由于西学的引进。传统的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军事观念等发生变化，给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状况，此其五。

总之，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中国近代化

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当然，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如，思想变化中缺乏政治观念的近代化。洋务官员引进的西学中除部分法律知识外，基本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他们陶醉于本国的制度，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好，不能改变，不必学外国。又如，技艺观及人才观、经济观念上都有局限。⑥再如，军事观念上没有实行兵制改革，如没有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兵员素质差，成为乌合之众；封建乡土观念、地域观念、专制观念弥漫军队，影响协调动作和战斗力；指导思想上重视防内、靖内，惧伯反侵略战争等等。

可见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不彻底、不完备的。他们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早期维新志士如王裕、郑观应、马建忠、容闳等的思想近代化相比是有差距的。尽管如此，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仍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变化。由于他们的官员地位，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更重要的是奏请朝廷准许、付之实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推进，有洋务官员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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