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段文字里,先后有7个人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其中有共同的意见,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就是一种对话和讨论。左拉的这种对话和讨论只是偏于一些比较粗俗的内容。但是这种人人畅所欲言地将心里话讲出来状态,就是狂欢式的气氛,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广场的气氛”。有趣的是,这里所引的一段情节,在某些方面同巴赫金论著中提到的《白痴》中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命名日晚会中的一些情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例如博歇提议大家讲自己的隐秘的事。而《白痴》中则有费尔德先科提议大家讲一件自己一生中所干的最坏的事。在同一本书里,还有更为热闹的场面,那就是绮尔维丝过生日请大家吃肥鹅的一段。在这次活动中,共有15个人参加,大家喝酒、吃肉、聊天、开玩笑、唱歌,一直闹到深夜。真正是一场狂欢。《萌芽》中艾蒂安和一帮工人去万利酒馆和沃尔坎咖啡馆玩耍事情也是类似的具有狂欢性质的活动。就群众性地平等参加聚会性质的活动而言,《萌芽》中的森林群众大会也属于这样的场面。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作品其实都喜欢描写人物众多的场面,而且都以一种狂欢的精神来表现这些人物,这是两位作家相似的方面。但是显然两个作家的描写风格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提出两点区别: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欢式描写偏重于表现思想,所以在这样的场面中,人物都特别爱说话,因为说话实际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因而在这样的场面中,人物的言语占据了主要的篇幅,例如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的命名日晚会,梅思金公爵、娜斯塔霞、罗果仁以及叶班钦将军等等都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梅思金公爵对娜斯塔霞的爱情,叶班钦将军对公爵的惋惜等等。马美拉多夫夫人的丧餐会也是这样,人们都急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所谓“一吐为快”。对照之下,左拉笔下类似的场景就不那么喜欢表现思想,而是更多地描写行动。当然在行动中也有许多言语,但是左拉人物的言语一般并不表现深刻的思想,只是一些即兴的谈话。而在这样的场景中,对物质细节方面的描写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例如绮尔维丝请客吃鹅的场景,对人们吃相的描写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欢化场景中,一般都要出现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但随之又解决了矛盾和冲突,一切恢复平静,总之是富于戏剧性。左拉的这类场景中,一般很少出现尖锐的矛盾冲突,大家只是热热闹闹地一块儿活动,有矛盾冲突也并不剧烈,可以说是更散文化。这样的场景似乎更接近于狂欢的本原状态。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还包括双声语的大量使用。按巴赫金的说法,双声语是一种对话,他将其称之为“微型对话”。所谓微型对话,就是指话语暗含对话的性质。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话语,表面上是不存在对话的。但因为它表达了两种指向、代表两个人的意向或态度,所以它也是一种对话。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在(庄谐体的,也就是狂欢化文学早期形式的——笔者注)某些体裁中,双声语占了主导地位。由此这里也便出现了对语言这个文学材料的根本上全新的一种态度。”[1](p.159)可见双声语是狂欢化文学产生以来即有的一种基本特征。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双声语分为3种:仿格体、讽拟体、暗辩体。仿格体是摹仿他人的话语而讲出的话语(包括内部语言),但在其中加入了第二个声音,即说话人的声音。讽拟体和仿格体很相似,只是第二个声音所表示出的意向与所摹拟的说话人的意向正好相反,两个声音于是产生了冲突。暗辩体也在话语中表现了另一种话语即他者话语的作用,说话人的话语考虑到了他者话语并且是针对他者话语而发的。我们看下面一段文字:

　　显然,这里不是别人,正是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柯夫最要紧,先得想到他。怎么能不这样呢?要是走了运,可以上大学,可以成为交易所里的股东,他的整个前途可以得到保障;或许以后他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受到人们尊敬,也许晚年还会声名赫赫!母亲怎么想呢?要紧的当然是罗佳,宝贝的罗佳啊,长子嘛!为这么个头生儿子,怎么还不能牺牲这么一个女儿呀!啊,她们的心里多善良,又多么可爱,又多么偏心眼儿啊!可有什么办法,看起来咱们也逃脱不了索涅奇卡的命运……[2]这一段是拉斯科尔尼柯夫在收到母亲的信之后一段内心独白。在这一段内心独白里,既有仿格体,也有讽拟体,还有暗辩体。“罗季翁·罗曼诺维奇·拉斯科尔尼柯夫最要紧,先得想到他”,这是仿格体,“要紧的当然是罗佳,宝贝的罗佳啊,长子嘛!为这么个头生儿子,怎么还不能牺牲这么一个女儿呀!”这是讽拟体。“啊,她们的心地多善良,又多么可爱多么偏心眼儿啊!……索涅奇卡的命运!”这就是暗辩体了。双声语的作用是暗暗地在话语中展开对话,使对话成为叙事话语中的普遍语式。

左拉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双声语出现,他的双声语偏重于在作者和人物之间对话,从而也就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对话。我们仍旧先看看其在作品中的表现:

　　他肩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现在既没有钱,也赊不来东西,他是不是仍然要他们继续坚持抵抗呢?假使得不到任何援助,饥饿压倒了人民的勇气,那么将会发生怎样的结局呢?[5](p.236)

从表面上看,这段文字象是叙述人在讲述艾蒂安的内心活动,但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无论语气或内容都说明这是艾蒂安本人的内部语言。然而此处主语又明明是“他”。艾蒂安又怎么会在意识中将自己看作是他呢?这就正是双声语的特殊之处。左拉使用的这种双声语的双重指向一是指向话语的内容,二是指向叙述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叙述人的态度是一种超然的但又略含同情的态度。尽管这段话里的感情色彩全部属于艾蒂安,但从他的这种严肃的态度就可以窥见叙述人的倾向,不过这是若有若无的一种。左拉出于客观化的考虑,既要讲述故事,又不愿意让自己的倾向被人发现,不得不让许多人同时说话、同时思考,这种双声语是最好的一种手段。左拉经常使用的这种双声语,在西方批评家和语言学家的著作里被称作“自由间接话语”。对自由间接话语的研究在20世纪才开始,而左拉上一个世纪就熟练地运用这种话语形式了。

应该承认,左拉的双声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是不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与柏拉图所说的“摹仿叙述”相似,就是作者摹仿现实中人的说话来叙写他的话语;左拉的双声语则很象柏拉图所说的“纯粹叙述”,是以叙述者客观的笔调来展现作品人物的话语。这两种叙述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话语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运用的双声语包含的双种指向都是属于人物的指向,是发生于同一层面上的两种指向,而左拉所运用的双声语所包含的双重指向所在:一是作者的指向,另一是人物的指向。这样的双重指向显然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话语的双重指向。

四

在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作品中狂欢化场面的异同之后,有必要分析一下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手法相似的原因,主要是两位作家都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狂欢化传统,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因而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两位作家风格差异的原因。

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左拉作品风格第一方面的差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偏重于表现深刻的思想,而左拉则偏重于对物质世界的详细描摹。这个差别产生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但我觉得首先应从文化角度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因为对于文学来讲,这是最直接的外在原因。

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浓重的宗教因素。这样的因素使人们更多地倾向于沉思默想,倾向于思想的表达与交流。文化人对祖国和人民的关心往往同他们的宗教精神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他的作品十分关注人类灵魂的苦难,提倡在痛苦中寻求幸福。此外,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一书的作者何云波先生的看法,俄罗斯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于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人民的热爱。在西欧经济文化都已经相当发达的时候,俄罗斯人民还在专制的镣铐下呻吟,这就使俄罗斯知识分子满腔忧患。他们为祖国的繁荣进步奔走呼吁。有的人主张按西欧的方式来改造俄国,有的主张根据俄罗斯自身的特点来改变俄国面貌。这就出现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分歧。当然这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这是最激进最革命的一股力量。不管政治上赞成那一种观点,总之是为祖国和人民思考未来,为祖国和人民忧患,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为什么总要表现一种深沉的思考的根本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赞成斯拉夫派的观点的,他认为在俄国应该保留沙皇、东正教和斯拉夫传统。这样他的思想必然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希望俄国人民进步,赶上欧洲的步伐;另一方面,他所赞同的斯拉夫主义又并不能促进这种事业的发展。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思想矛盾很深甚至是双重人格,这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穷人》表现穷公务员因得不到人尊重、不能自由地爱自己所爱的女人时的痛苦精神状态;《罪与罚》表现穷大学生在生存困难,事业受阻的状况下铤而走险,然后又自我谴责的剧烈内心冲突;《白痴》描写一个大脑有残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准备为祖国的振兴做一番事业,然而受到人们愚弄的故事;《群魔》则描写一群所谓的革命者复杂的矛盾和纠葛;《卡拉玛佐夫兄弟》又从一桩谋杀案入手去探讨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总之这些人物和故事都和俄罗斯当时的重要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而主人公剧烈复杂的思想矛盾也是我们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所熟知的。

有所不同的是,左拉所在的法国此时已成为欧洲的一个科技大国,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也属于专制体制,但相对于俄罗斯要宽松得多,而且维持的时间并不很长,到19世纪70年代初就结束了。这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热衷于科学,不少人阅读大量的科技书籍。实际上当时的法国萌生了早期的科学主义思想。受此影响,许多作家们乐于在作品中运用一些科学原理。例如福楼拜就在他的作品中运用医学知识,详细描写人物的病状和死状。左拉则是最积极提倡在创作中运用科学原理的作家之一。而他最认真倡导的就是学习科学方法,准确、细致地去表现现实。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才产生了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出于对科学方法的爱好,左拉有对物质细节详细摹写的倾向,并且在许多作品中运用了医学、遗传学、生理学等等科学知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这两个继承狂欢化传统的作家,一个重思想表达,一个重物质表现,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差异,所以在对叙述话语进行改革的时候,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注意实质的变化,而法国作家左拉则比较注意变化的形式特征。因此我们看到在使用双声语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声语从形式上来看与传统的人物语言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在实质上却有两个指向。相反,左拉的作品,双声语的使用在形式上有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们尽管表示的是人物的话语,但传统的以“谁谁谁说”作为开始的这样一个语法标志没有了。

风格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两个作家个性上的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阴郁,前半生曾经遭受巨大的苦难,后来又患了癫痫病,饱受病痛的折磨。他的精神状态可以说不同于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因此他喜欢在作品中刻画人物的各种意识活动,包括潜意识和变态意识,而且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有不同于常人的思想和愿望。而左拉则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虽然前半生也并不顺利,但没有遭受巨大的痛苦,后来就名利双收了。在德莱福斯一案中他曾经被迫逃离法国,但时间很短,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精神创伤。所以他性格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一种。两人性格上的差异也有种族和遗传方面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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