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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以最显然的事实说明了鲁迅杂文的人学本质,显示着鲁迅杂文在写人、论人中所达到的崇高的艺术境界。
鲁迅不仅以自我为基点观察人、反映人的思想、感情、生活,谈论人的意志、人格、道德,而且也内敛于自我,深入、坦诚地抒发自己丰富多彩的感情,天马行空似的“表现自我”。他在《华盖集续编·小引》中说,他的杂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唱一般,……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他杂文的艺术实践表明,他不仅把握了“文学是心灵的表现”这一文学定律的艺术神采,而且将这种“表现”的功能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众多具有浓郁抒情味的杂文可为证实。仅以《华盖集续编》中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例,即可以一斑而窥其全部神采了。面对被反动派杀害的烈士的遗体和“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鲁迅心中翻江倒海,他那沉郁顿挫的笔调自然而然地流泻出了这样的警句:“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这里表露的情感,已非一般的抒情可比,也非一般的“表现”所为,它的精粹、博大、深邃,既是热血与情感凝聚成的块垒,也是人生哲理铸成的灵魂,它最剀切地镜映出了鲁迅伟大、敏感、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最生动地显示了鲁迅运用艺术表现情感的精湛手笔。艺术表现情感的形象性、具体性、典型性,这里的“表现”已囊括殆尽;抒情讲究的美感、动感、质感,在这里已形神具备。“出离”显示的动感与形象性,“深味”体现的质感与具体性,“浓黑的悲凉”表明的典型性与美感所组成的艺术意境,当我们审美的触角与之接触时,也不能不钦佩这“表现”的峭拔、杰出,即使按“表现论”的最高标准来衡量,鲁迅这些杂文的境界也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认定:鲁迅的杂文是中国现代散文中“人生派”与“浪漫派”散文的集大成者。 三、艺术风范
鲁迅的杂文不仅会聚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成就,而且,他那长江大河似的手笔,娴熟的艺术辩证法的技巧,以及智者的深沉与战士的热情相交融,艺术家的灵动与思想家的敏锐相统一所达到的境界,已将散文,特别是杂文这一“语言的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新的高度就是艺术智慧与辩证法的有机融合。
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在辩证法的熔炼下,不仅论说问题得心应手,严谨顺畅,没有片面性,而且艺术营造也境界超拔。在杂文中,鲁迅将幽默与峭拔,洗炼与细密,老辣与轻灵,热与冷,悲与喜,隐与显等融于一体,将思想的辩证法引入艺术的领域,又以艺术的辩证法丰富、升华思想的辩证法,从而使他写景、记人、谈事,无往不利;议论、叙事、抒情,成文皆美。在鲁迅杂文的风格形态中,这种特点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幽默,是鲁迅杂文重要的风格特色。鲁迅那消纳了古今中外精华的智慧,一旦流淌于杂文艺术的园地,就不免妙趣横生。而这种妙趣横生的智慧中,又处处可见辩证法的灵气。这在前后期杂文中都有大量的例子。“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这是《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一文中开首的两句话。论说还未展开,幽默已经先行,趣味还未品尝,神韵已经活现。
“一个”与“一群”对举,“阔人”与“狭人”反衬,显示的不仅是语言修辞上的匠心,表现的也不仅仅是艺术审美的机智,它们同时也在词语所指的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的张力。“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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