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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今日中国, 学术界存在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 加剧了急功近利的氛围在整个社会的弥漫。但是只要知识分子群体能够静下心来反省一下: 自己的学科基础是否打好? 是否已经真正深入地进行了学术研究? 是否可以奢望靠几篇沿袭改进来的论文立足? 是否根本不想接受教育, 只想拿几张文凭就“冲进”社会赚大钱⋯⋯在自己行为之前问问自己, 在“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的拷问中你到底在哪个方面有所作为? 到底在哪个方面有过人之处?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知识分子群体能继承联大传统, 加强学术自律, 树立正气, 讲求诚信, 忠于真理, 严谨治学; 积极开展学术批评, 发扬学术民主, 客观公正、不循私情, 杜绝权学、钱学交易; 老老实实地做人, 踏踏实实地做事, 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那么,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祛除流弊, 正本清源就指日可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知识分子个体的行为和表现, 并非完全受社会潮流的制约, 有时完全可以引领社会潮流———向联大知识分子那样。事实上, 那些古往今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杰出而优秀的知识分子, 正是那些在自觉地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能够不断地超越自我和外部环境局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崇高追求和百折不挠的顽强奋斗, 他们摧锋于正锐, 挽澜于极危的英雄作为, 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进步的核心动力源泉。这是联大知识分子给予我们的又一启迪。
三 清高博雅的气度
开放和信任曾是联大知识分子得以自由舒展, 充满创造活力的先决条件, 尽管生活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但宽容博大的联大成为那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造就了他们清高博雅的气度。联大不仅集中了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师资力量, 还聘请了一些外籍学者、教授, 加上不定期邀请著名学者客座讲学, 一方面大大开阔了学生视野, 另一方面, 使得“为学术而学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甚至争论但从不以势压人的优良教风和学风得以形成。
同时一大批见“利”不思迁, 勤勉努力的知识分子支撑着联大的发展。曾语出惊人的梅贻琦校长不仅说过: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还说过: “教授是学校的主体, 校长不过就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然而, 许多今人并不知这位校长本人就是一个电机、机电学的专家, 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 联大实际的主要领导人。其人品、学养、办事能力、待人接物无不踏实诚挚、谦和沉着, 富于责任心,在学校里享有很高的声望; 陶云奎教授不因待遇丰厚而离开联大前往中山大学; 黎国斌教授放弃了离校赴法国深造(校派) 的诱人机会,继续坚守在科研教学第一线; 年轻教授华罗庚,在战乱中(1938年) 志愿从剑桥大学到联大任教, 在昆明城郊农村过着“一灯如豆”、“危楼欲倒”的生活; 从麻省理工学院回来的化学博士黄子卿教授在联大过着“又典正裘又典书”的清贫日子。。。
由此得出启示之三即: 无论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个人应该有宽容博大的胸怀。我们的国家正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我们不仅要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 更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一个国家要发展, 必须具有积极、健康、多元、开放的心态。民族复兴、和平崛起的东方大国, 需要培育健康的“大国心态”。作为社会理性力量的知识分子, 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研究, 加快此体系的构建, 以己之行为倡导和提高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培养人们正确地鉴别事物的是非观和大局观, 引导人们从社会正义的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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