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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梁堆墓——兼谈两汉时期西南边郡的文化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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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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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梁堆墓概述
梁堆墓是云南地区东汉至唐代中期在地表有巨大封土堆的墓葬，被当地百姓称作“梁王堆”、“粮堆”、“梁堆”，故此得名。本文探讨的梁堆墓主要是东汉时期的，关注点在于其中所体现的汉文化南渐的情况。
孙太初先生在《云南“梁堆”墓之研究》 把梁堆墓分为三型：I型基本结构为长方形，多为单室，少为前后室，前面有短小墓道，顶部用楔形砖起作半圆形券顶。整个墓葬用花砖砌就。时代为东汉时期；II型墓室长方，有双室并列、前后室两种，四壁及券顶用花砖及石块混合砌造，前面有短小墓道。时代为东汉末至西晋；III型墓室均为四方形单室，前面有短小墓道，覆斗形顶，墓室用石块砌造。流行于东晋时期，下限可以到唐代开元、天宝之际。
如果细分汉代的梁堆墓，应该在I型前再加上一型，分二式，一式主要特征是竖穴土坑式，二式则是竖穴土坑带墓道，西汉时南中一带汉墓都是竖穴土坑，上有小型封土堆，随葬品和一般意义上的梁堆墓一致，都是汉式器物，后来这种墓葬规模进一步变大，封土堆增高，就成了典型的梁堆墓了。东汉初年的昭通鸡窝院子墓地，和所有梁堆墓地一样，地面有许多高大的封土堆，试掘一座，为竖穴土坑形制，出土典型的汉式器物组合。1988年在嵩明梨花村发现一座竖穴土坑墓，墓道狭长，墓室规模较大，边长在8米左右，因为清理前地表土和墓口已被毁坏，所以不知它的封土情况，出土陶器中除了水田和池塘模型可以复原外，其余均残，报告认为残罐和碗是典型的汉式，推断年代为东汉早期，或早至王莽，这些都应该划归为梁堆墓，代表了梁堆墓从南中早期汉墓过渡来时的初期形态。
从随葬品来看，I、II型墓常见的有：兵器类：铁剑、环首刀、铜弩机；生活用具：铜或陶的釜、甑、豆、盘、壶等；明器有陶俑、摇钱树、仓、灶、井、水田池塘、动物模型等；饰物有手镯、铜镜、带钩、耳铛等。另外还有五铢钱等金属货币随葬。这些都是很典型的汉式器物，形制的发展序列都和中原地区趋同，其中摇钱树是中原罕见的，但也并非土著器物，云南地区西汉前从未发现过，但四川地区却大量出土，巴蜀与滇池洱海地理相望，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例证很多，陶俑间风格的相似就是一例，摇钱树的出现也应该归于两地间的交流。梁堆墓里的殉葬品里只有很少的器物上流露出地方特色，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中出土的一对汉式提梁壶，盖上饰一孔雀。滇池地区古盛产孔雀，这种装饰应该与地方有关。东汉初年的鸡窝院子汉墓中出土的径6cm的银环，在土著墓常常中发现类似的铜环。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种类与演变上看，梁堆墓表现出的是很成熟和纯粹的汉文化因素，与当地的土著文化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联系。为了具体阐述这种现象的出现过程，本文对梁堆墓之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作一次简单的梳理。
二 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
云南地区春秋至前汉，当地土著文化大约可以归为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洱海区域的昆明遗存、滇西北的石棺墓文化和大石墓文化等几大类。西汉以前这些文化区都显示着极为浓厚的民族特色，从战国时期开始，这些土著的墓葬中就开始出现了汉文化的因素。
战国中晚期，土著墓葬中出现了铁器，开始只是从中原买进原料，铸成形制还是土著风格，如宁蒗县大兴镇墓葬填土中出土的铜柄铁剑。后来则使用铁铸造完整的兵器、农具和装饰品等，除了铁的使用外，生活用具里也开始吸收了汉文化因素：壶在土著墓葬中很少见出土，呈贡天子庙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的滇墓里出土两类型的壶，I型平底，底有叶脉纹。II型鼓腹圈足 。云南弥渡苴力古墓 中出土有底部刻画叶脉纹的陶碗，这种独特的文饰可以证明I型壶的地方特色，但是II型壶却和中原地区的圈足壶等类，这样的圈足壶在中原乃及楚地都是常见的，但是在云南土著墓葬中却几乎看不到，晋宁石寨山只有9号墓出土一个汉式带盖铺首圈足壶 ，此墓器物组合为双耳圈足器、盒、壶，每种器物各两件，这样的组合不见于石寨山的其他墓葬，时代推定为西汉晚期，应该是汉文化为主的墓葬。大兴镇的II型圈足壶从器形和器类上都和汉式靠拢，可以归为汉文化的因素。壶以外，还有出有环首刀这种典型的汉式兵器，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的西壁下层绘汉族与土著民族的部曲形象里 ，汉族部曲都手持环首铁刀，土著部曲却无人拿这种兵刃，可以说明这种兵器鲜明的族属特征。小型装饰物里也出现了铜镜、带钩。秦及西汉以后，墓葬中的汉文化因素里还出现了半两、五铢钱。
以石寨山墓群举例，可以具体说明一下这种汉化的过程：
石寨山是滇族文化的代表，据第二次发掘结果，全部20座墓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代表着早、中、晚三个时段。I型墓上限在西汉初叶或更早一些。下限在文帝五年以前，随葬品中铜器所占比例最大，没有金器，铁器极少，几乎没有出现和汉族有关的器物。II型墓在文帝五年与武帝元狩五年之间，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尊、壶、葫芦笙不再出现，铁斧和铁剑开始出现，并发现有内地输入的汉式铜镜。III型墓时代在西汉中晚期，墓中出土了西汉五铢，同时也发现了汉式的铜镜、弦纹锺、洗、耳杯、带钩、熏炉等。IV型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叶，这型墓中铜器数量锐减，五铢钱仍有出现，晚期石寨山的墓葬土著风格已经很不明显，其墓葬主人的族属也难以断定是汉化的滇人还是滇化的汉人。
从石寨山墓群的演变来看，西汉晚期以前土著居民对来自于北方的物质文化的接受是循序渐进的，接受的同时也保留着独特的民族特色。但是到了西汉晚期就开始出迅速衰落，到了东汉时期，发达的土著青铜文化就基本上被北下的汉朝铁器文化取代了，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处的滇文化以及洱海区域等地的土著文化也都表现出与石寨山同样的发展趋势，考自汉武帝在南中设郡之后，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反叛就一直未断，反叛之频繁与激烈都是少见的，因此推测这一地区的土著文化呈现的不自然的迅速衰落状态，可能与汉朝在政治或文化方面对其执行的某些强硬手段有关。
南中地区西汉中期就陆续住进了大量的汉移民，这些移民是早期开发西南夷的创业者，后来形成的部分南中大姓也来源于他们，他们的墓葬体现出了梁堆墓形成之前的汉夷文化的相互关系。
距离昭通不远的贵州赫章可乐山分布着西汉时驻扎当地的汉族屯守官兵以及一个与夜郎国有关的土著氏族的墓葬群。 正好可以说明一些早期汉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赫章可乐山墓地在汉属汉阳县，归犍为郡，可乐山墓葬分为甲乙两类，前者是汉族屯守官兵墓葬，后者是土著氏族墓葬。甲类墓葬带封土，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竖穴土坑墓中也有带墓道和不带墓道的区别。随葬品大都是汉式器物，其中铭文“同劳澡盘”的器物产地在今日的云南陆良，但形制却并非土著。此外还有铜壶、铜镜、陶水田等都是汉族特有的器物。39座甲类墓中有33座出土铜钱。虽然甲类墓的墓葬形制和中原墓葬一样都遵循着无墓道竖穴土坑和带墓道竖穴土坑——砖室墓的演变规律发展变化着，但与甲类墓同几乎同时的乙类墓却是从始至终一直保持了长方形竖穴土坑的形制，而这种形制正是云南地区土著墓葬的主流。随葬品方面，乙类墓中出的多是具有浓厚少数民族色彩的器物，其中包括巴蜀式铁剑、鼓形铜釜、铜扣饰、铜手镯、铜鼓等，
除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之外，甲乙墓类也有少数共通的因素，生活用具里甲乙两类墓中都出一种大平底的A型I式陶罐，M48还出土一个汉式铜奁，器身上文饰仿照铜鼓上的羽人、船、翔鹭、鱼、水鸟、锯齿纹等，但器盖部分和传统汉式奁一样，饰有柿蒂纹。模型明器中甲类墓出的房屋模型是西南少数民族流行的干栏式建筑。在甲类墓中还出土直径6.9cm的银环7件，这样大小的环状饰物在土著墓葬中常见出土。乙类墓葬中出土了铁锸、铁削、铁刀等与四川境内出土器物风格相似的铁制品。其中B型铁剑和甲类墓的A型铁剑一样，是典型的汉式剑，铜镜也和甲类墓中的“日光镜”相似，另外还有漆器出土，器形虽然没法辨明，但伴出的鎏金铜铺首衔环表明这是汉式器物。乙类墓到了晚期又出现了铜五铢钱，但是168座乙型墓里只有三座墓中发现了铜钱，比例是很小的。
甲类墓葬的时代从西汉中期以后延至东汉初期，乙类墓葬上限可到战国晚期，下限至西汉晚期，多数在西汉早、中期。两者共存的时代在西汉中、晚期，在这段时间里相互影响。但比较而言，土著文化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要多一些。
东汉初期以后，在云南地区的汉族移民中逐渐形成了大姓豪民的势力，规模较大的宗族墓葬开始出现，就是现在所说的梁堆墓。同时西汉晚期，洱海滇池地区的土著文化却显出全面衰落的趋势，到了东汉初期以后，几近绝迹。在这种环境下，梁堆墓中也几乎看不到土著文化的影子，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葬式等各种角度来看，梁堆墓都体现出了一种比较纯粹的汉族文化。这种现象在汉代移民边境的过程中倒是很少出现。
三 梁堆墓受到的影响
梁堆墓和当地土著文化近乎绝缘，但是和巴蜀荆楚地区的汉文化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商业角度来说，两汉时期对云南地区有直接影响力的就是四川了。在汉武帝武力控制云南之前，当地与四川就保持着商业往来。当时政府是禁止与滇地贸易的，但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商业往来的频繁。以铁为例，《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又“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类卓氏，具居临邛。”那时四川地区就向云南土著居民贩卖铁器，现在土著墓葬中出土的铁器大部分应该就是从四川商人手中买来的，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四川设立了铁官，之后云南地区的铁器应该还是就近从巴蜀铁官处输入。
从人口角度来说，在云南地区的汉移民许多都是来自巴蜀荆楚，秦灭六国后，迁了很多六国大族或获罪宗族到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又把其中一部分迁到云南，例如孙盛《蜀世谱》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又爨龙颜碑自言祖肃“迁运庸蜀，流薄南入。”南中的民众和汉文化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的，梁堆墓密集的昭通，是东汉犍为属国朱题郡，这里大姓众多，《华阳国志 南中志》称“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
云南和四川在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两地物质文化之间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巴蜀一带接受汉代文化要早于云南地区，例如战国早期的百花潭中学10号墓是蜀人墓葬，其中出土的铜壶、铜鼎都是汉式的，中原王朝在巴蜀设郡也比南中要早，汉代云南地区的汉文化因素的产生很多都能与四川相联系，梁堆墓的形制演变和四川地区汉墓保持一致、器物如摇钱树、陶俑、石棺、陶井、陶仓等的风格与出现时间也与巴蜀汉墓相似或相同。因此，云南的梁堆墓表现出的汉文化因素很大[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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