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特别是《毛诗》阐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这一倾向与方法的形成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以《诗》为史，赋予《诗》的本事，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与作者、时代的关系、了解《诗》的文本意义；第二，提出“风雅正变”说，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源流演变规律的认识；第三，客观地说明了“诗”与“史”之间存在的同一性，有助于认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第四，揭示了《诗》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有助于认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 

    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经》阐释的一个基本倾向。“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语），“经”本就是“先王”时代的政教典籍和历史文献，以经为史，经史合一，可以说是经学家对待《诗》的普遍倾向。不过，经学家眼中的“经”不仅是历史文献，更是圣人为垂教后世所创制出的神圣经典，它并非简单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反映，还包含着文化传统、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等多方面的内容。这里所讨论的“以《诗》为史”，则主要是从将《诗经》作为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对待历史的态度去对待《诗》的角度展开。这一倾向，应该说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左传》和《国语》引《诗》数百条，不少与历史、政事相关。

    清代诗话理论家劳孝舆谈到《左传》引《诗》解《诗》时说：“左氏传《春秋》，学最博，而尤好说诗；诗之关时事者，往往标出”①，认为早在《左传》，人们就把《诗》与史联系起来，看成是可以承载历史的。汉代以《诗》为史的解释倾向的形成，正与先秦的解《诗》传统相关。不过，先秦把《诗》当做历史事实看，并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先秦的诗学观主要表现为以《诗》为教，重《诗》的礼乐教化功能和政治功能，较少涉及《诗》与历史的关系，这我们从孔子等人的诗学观念均可以明显见出。在先秦，明确地将《诗》与史联系起来的是孟子。孟子提出“王者之迹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观点，将《诗三百》定位在“王者之迹”的历史记载上，看成是王道教化的历史，这说明他很重视《诗》与史的关系。在孟子对《诗》的具体引用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把《诗》看成是历史，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例子。如《孟子?滕文公下》曰：“周公兼夷敌，驱猛兽而百姓宁……《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我莫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孟子认为，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野兽，使人民安居乐业，于是《诗经?鲁颂?宫》用诗句来赞美周公，今天人多认为这一诗句是赞美鲁禧公的并不是周公。不管孟子解释是否正确，他的基本思路是将《诗》与史结合起来，《诗》史互证。类似这样引《诗》解《诗》的例子在《孟子》一书还有一些。但孟子也没有明确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以史论《诗》的观点，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解读，应该说是从汉代开始的。

    以《诗》为史，是汉人普遍表现出来的观念。今文三家诗亦有以引《诗》证事、以《诗》为史的倾向。《汉书?艺文志》在诠释今文三家诗时，即认为它们“或取春秋，采杂说”，具有《诗》史结合的特点。在今文三家诗中，《韩诗》与史的关系最为密切。清代《诗》学家陈乔枞解说《韩诗外传》的特点时说：“今观外传之文，记夫子之绪论与春秋杂说，或引《诗》以证事，或引事以明《诗》，使‘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韩诗遗说考》），即认为它具有《诗》与史、《诗》与理融合的特点。徐复观在谈到《韩诗外传》的表达形式时也认为它是“除继承《春秋》以事明义的传统外，更将所述之事与《诗》结合起来，而成为事与诗的结合，实即史与诗互相证成的特殊形式”②。不过，《韩诗》的《诗》史互证，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诗》史互证。《韩诗外传》属于今文经学系统，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阐发，《韩诗外传》亦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引证故事主要目的在于阐发义理，作微言大义的解读，并不刻意追求《诗》与历史有什么必然关联，是否真正记载和还原了历史。徐复观在谈到《韩诗外传》的《诗》与史的结合时亦认为它只是象征意义上的结合，是让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成为“普遍性与妥当性的一种象征”③，并非真正地将《诗》与历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历史的解读与还原。

    真正体现《诗》史结合，对《诗》进行全面的历史化解读的是《毛诗》。而在《毛诗》系统中，它又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中。

    《毛诗序》解《诗》的突出特征是“以史证《诗》”。《毛诗序》主要用题解的方式，描述背景，将诗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事件联系起来，对《诗》之主题与意蕴予以说明。《诗谱》则以“谱”的形式，考证和说明各国各类诗歌产生的历史地域与文化背景以及《诗》之体例，从而对《诗》作出解释。《诗谱序》云：“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乐于是与。”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这段话是“总言为《谱》之理”④，也就是说是从总体上解释郑玄为什么作《诗谱》的缘由。这段话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即依据时代先后，考察周代社会政治之兴衰；二是“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这段话按孔颖达的解释是：“属其美刺之诗，各当其君君之化，傍观其诗，知其风化得失，识其芳臭，皆以喻善恶也”⑤，也就是考察各国政治教化之得失和社会风俗之好坏；三是“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也就是有一种从时代社会总体认识把握《诗经》篇章意思的眼光，要从每一篇诗的解释中感受到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政治风俗的好坏。显然，这些观念和方法可以看成是孟子“知人论世”，以《诗》为史观念的发展，其主要目的都是试图通过背景和史实考证，“知人论世”，引领读者更好地把握《诗》的意蕴。不过，相比孟子来说，这些观念和方法更具有理论系统性，更加突出了《诗》作为“史”的巨大社会政治和伦理价值。《毛诗序》和《诗谱》还提出风雅正变说，强调政治、时代、历史背景对《诗》的功能的决定性影响，这些都突出表现了汉人“以《诗》为史”的观念和方法上的自觉。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评价《毛诗序》和郑玄《诗》学时说“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还认为郑玄“以史证诗”更加突出，“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⑥。其实，以史证《诗》，以《诗》为史，也是汉代普遍存在的倾向。我们在考察汉代四家诗时发现，无论是今文三家诗，还是古文毛诗，它们在对《诗》进行阐释时，总常常采取“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为《诗》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而对《诗》的主题作出阐释。比如，拿《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的阐释来说，今文三家诗把它解释为刺诗，与刺康王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而《毛诗》把它解释为美诗，与歌颂后妃之德联系起来，这可以说都是采用了“以史证《诗》”的方式，将《诗》与历史事件和人物联系起来。当然，三家诗的“以史证《诗》”与《毛诗》亦有着一定的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毛诗》是以时代的盛衰来划分《诗》，几乎每一首诗都附有诗的本事，都排定了世次，都与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和事件关联起来，而三家诗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以《诗》为史，对《诗》进行历史化的解读，也不限于经学家，它也是汉代政治家、史学家、文论家所普遍采取的策略。《诗》在汉人的眼中，是“经”，是王道教化的产物，自然也可以成为治国和资政的重要依据。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们也习惯于把《诗经》当作历史看，希望通过《诗经》，提供历史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从汉初陆贾回答汉高祖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的话语中就可以见出。也可以这样说，从汉初起，《诗》就开始问鼎于政治，成为帝王以史为鉴的资政工具。《史记》、《汉书》有大量例子记载统治者引《诗经》中句子作为古训和史鉴，作为治国决策的依据，也说明了这点。《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删诗，“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在这里，司马迁认为孔子的删诗已展现出史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到殷周王道政治盛衰的过程，显然也是以《诗》为史。

              二 

    以《诗》为史，对《诗经》作历史化的解读，是汉代诗学一个基本倾向，对这一点，学术界多不否定。但怎样评价这一倾向，则多有争议。学术界有一种常见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汉人以《诗》为史、以史证《诗》，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只是一种违反《诗》的本义的穿凿附会，掩盖了《诗经》的真实面目。这一观点早在古史辨学者那里就已经提出。比如，顾颉刚在《论诗序附会史实的方法书》中就认为汉儒是用“无中生有”的方法随意解释诗意。郑振铎在谈到《毛诗序》的这一特点是，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到：“《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⑦同时，这一看法，也得到现代《诗经》研究学者的广泛赞同。比如，夏传才就这样评价《毛诗序》的“以史证诗”：“小序，即属于三百零五篇诗的题解，它所说的世次、故事，绝大多数是附会史传、杂说，用的是‘以史证《诗》的穿凿方法，提示的各诗的题旨，有许许多多谬误，歪曲了诗的原义。”又说，“小序的那些穿凿附会的曲解，像瓦砾和迷雾，掩盖了《诗经》的真面目，必须彻底抛开它们，用新的观点和方法作出正确的题解。”⑧

    这一观点当然并非全无道理。汉儒“以《诗》为史”的确存在着穿凿附会的弊端。而汉儒试图建立一个按照时代排列来解释诗的完整体系，将《诗经》中的人物、事件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事件完全对应起来，作历史的还原，这在事实上也不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汉儒这种解《诗》方法就完全不可信，就背离了汉代乃至中国诗学理论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汉人以《诗》为史，对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诗学理论发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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