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关键词：孔子 诗 情志 上博简 孔子诗论
先秦及汉魏典籍中记载了许多孔子论《诗》的内容，其中多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对后世《诗经》的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形式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久前，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公之于世了，虽然只有29枚完、残竹简，但其学术价值不可限量，它不仅关乎到《诗经》学研究，也关系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诗》学思想的研究。本文拟以《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对《诗》的讨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加以比较，以期对孔子《诗》学思想进行更为全面具体的考察。
诗与礼
孔子十分重视《诗》与礼的关系，强调《诗》对礼的构建作用和礼对《诗》的约束作用。《礼记·仲尼燕居》载孔子语：“不能诗，于礼缪”，此与“不学诗，无以言”文异而义同。又《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即强调一个人欲修身成性，《诗》、礼、乐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诗》与礼、乐的关系。唐李翱云：“《诗》者，起于吟咏性情者也。发乎情，是起于《诗》也；止乎礼义，是立于礼也；删《诗》而乐正《雅》、《颂》，是成于乐也。三经一原也。”（韩愈、李翱《解论语笔》，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十五）所以当子夏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中明白“礼后”，即一个人最终当立身于礼的道理后，孔子便对其盛赞有加，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孔子重视《诗》、礼二者之间关系的思想，也见于上博简《孔子诗论》。如第5简，其论《清庙》云：“《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在孔子看来，《清庙》之所以为“至”，就在于其能体现敬宗庙之礼。第10简，其评《关雎》云：“《关雎》之怡。”“《关雎》以色喻于礼。”第12简又云：“好，反内（纳）于礼，不亦能怡乎？”《说文》云：“怡者，和也，从心，台声。” 其以“怡”评《关雎》，就因为其能“喻于礼”，“纳于礼”。于此可见，孔子论诗对礼的要求，一首诗，如果能体现礼就是一首好诗，哪怕它是一首谈情说爱的情诗。
第20简，孔子云：“其离志必又（有）以俞（逾）也。其言又（有）所载而后内（纳），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角干也。”角干，释“干”，廖名春先生《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引周凤五语：“当读为‘干’。《公羊传·定公四年》：‘以干阖庐’注：‘不待礼见曰干’”。这里孔子再次强调了礼对《诗》的约束作用。“诗言志”乃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古者诸侯大夫交接邻国，则赋《诗》言志，如言语得体，于礼为合，则可以完成其外交使命。反过来，如赋《诗》与志不称，则不仅失礼之甚，甚至会 招来杀身辱国之祸，如庆封不答《相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有之赋《鹑之奔奔》。（《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故《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语云：“志之所志，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孔子诗论》第1简，其云：“ 诗亡离志”。在孔子看来，诗若离志就会有所逾礼，诗要体现出一个人的情志，也要遵从礼的约束，故云：“人不可角干也。”
诗与乐
在孔子时代，诗与乐不分，二者都关乎礼的建设。《礼记·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所以孔子论《诗》常与乐相并提。
以孔子对《关雎》的评价为例。《论语》中，孔子两评《关雎》，一见于《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见于《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或以为于此论乐，而非论诗，其实不然，两评都是本诗、乐为说。先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从乐的角度来说，即所谓“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不至于淫；哀者闻之则哀其哀，不至于伤。此《关雎》之所以为美。”（郑樵《通志略》，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卷六）从诗的角度而言，即所谓发乎情而止乎礼，故谓之和。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雎》为“怡”，就因为其能以色喻于礼，能反纳于礼。故其声则节，其文则礼，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是谓“哀而不淫，乐而不伤。”再说“《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一般把“乱”解为音乐的卒章，如朱熹《四书集注》云：“乱，乐之卒章。”但“乱”也可以理解为诗的卒章，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引张文 语：“《春秋传》，《那诗》以末章‘自古在昔’六句为乱，为卒章；《武诗》以末‘耆定尔功’一句四字为卒章，则《关雎》当以末四句为卒章”。《楚辞》也以卒章为乱。《关雎》卒章文意写君子以琴瑟钟鼓悦好所求之人，正如《孔子诗论》第14简所云：“其四章则俞（愉）矣，以琴瑟之说，亦好色之爱，以钟鼓之乐。”有琴瑟之乐，有钟鼓之乐，故云“洋洋乎盈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自己也说其“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孔子这种论诗及乐，论乐及诗，诗乐相通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第一简其即以诗、乐并提：“ 诗亡离志，乐亡离情。”在论述《讼》、《夏》、《邦风》时也兼及其音乐特征：
第二简：寺也，文王受命矣。讼坪（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 ，其歌绅而 ，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盛德也，多言
第三简：也，多言难而悁退者也，衰矣少矣。邦风其内（纳）勿（物）也， 溥观人谷（俗）安（焉），大敛材安（焉），其言文，其聖（声）善。孔子曰：佳（唯）能夫
所谓“多言后”，“多言难而悁退者也”，“丌内勿，溥观人谷安”等都是诗歌内容为说；所谓“丌乐安而迟，丌诃绅而 ，”“丌聖（声）善”等均是就乐来说的。 “绅”和“ ”，据整理者所释，为两种乐器名称，即“壎”与“篪”，《小雅·何人斯》有“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之句。李学勤先生释“伸”为“引”隶“ ”为“ ”，释作“逖”。（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一期）。廖名春释“绅”为“伸”，释“ ”为“引”。（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一期）。“引”，“逖”，“伸‘说的都是音乐的风格。按竹简文势，其论《夏诗》也当言及其音乐特征。
诗与用
学以致用，这既反映了儒家的济世情怀，也反映儒家的用世之心。孔子为学并不囿于书斋，而十分重视为学之用，所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因此在《论语》等书中，其数言《诗》之实际功用和学《诗》的现实意义。如：
“兴观群怨”说。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兴”，孔安国注云：“引譬连类”，其说乃汉儒之《诗》学阐释方式，如《毛传》标“兴”，郑玄以“喻”释之，不确。当如“兴于《诗》”之“兴”，其意在于修身养性，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观”，“观”有两用，施用政治，即为观人情之厚薄，识风俗之盛衰。如郑玄云：“观风俗盛衰”。朱熹云：“考见得失”，皆可谓得之。施用于个人即为观志，以别贤愚。“群”，孔安国云：“群居相切磋。”朱熹云：“和而不流”。其实所谓“群”既为赋《诗》言志，赋《诗》以别贤愚合之则群，不合则散。杨树达《论语注疏》云：“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怨”，孔安国及郑玄均以“刺上政”释之，其实这又是汉儒释《诗》之一大陋习，以政治比附《诗》意，而忽略诗人个性情感。《诗》固然可以怨刺上政，但绝不仅限于此。翻开《诗经》，怨词满眼，有悯乱嫉恶之怨，有旷夫思妇之怨；既有时代所致之怨，也有一已之私情，如统统归结为“怨刺上政”，则殊为无据。“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之用的全面评价，它既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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