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清庙》，钱穆认为它们“皆与文王之德有关”22，这亦是说这些诗可以作为历史文本看待，与具体的史实联系起来。《诗》作为历史看，还可以从《诗》的体例和分类中见出。《诗》分风、雅、颂三部分，其分类的标准是什么?有人以音律别，有人以体制别，《毛诗》则强调以政事别，以时代、地域别，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的史的分类。诗就是史，史就是诗。这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尤其如此，这也许是距《诗经》时代最近的汉儒更愿意从历史而非文学的角度看待《诗》的原因所在。或许也是因为此，惯于把《诗经》看成是文学作品，是爱情诗的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也认为《毛诗序》“以史读诗的观点，确乎有着一段历史的背景”23。其实，《毛诗》这种以诗为史，将诗视为史，为诗提供历史背景指认的方法，在后世诗学中得到广泛继承。唐人孟最早提出“本事诗”的概念，他所谓“本事”，就是诗人创作作品所提供的历史背景和资料。他不否认诗是抒情性的文本，但他同时认为要明白抒情性文本的本来意义，离不开隐藏在抒情文本后面的历史事件和依据，所以他特别提出“本事诗”一说，并认为杜甫的诗“备叙其事”，使人“读其文，尽得其故迹”24，所以堪称诗歌创作典范，被誉为“诗史”。宋人更是将杜甫之诗号为“诗史”，认为杜诗的最重要成就就在于它“用事”之博，真实地记载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事实。明人杨慎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25，指出了宋人论诗的这一特点。他本人并不赞成宋人的看法，认为它违反了“《诗》以道性情”的特点，“不足以论诗”26。不过，杨慎这看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赞同，比他稍晚的王世贞就很不赞成他的观点。而到了清代，将诗作为历史对待，则几乎成了论《诗》之人的共识，钱谦益、黄宗羲等诗学名家都持这一看法。“诗史”概念也不限于杜甫，而是用到更多诗人身上。比如，钱龙惕笺释李商隐诗时主张：“因取新、旧《唐书》并诸家文集小说有关李诗者，或人或事，随题笺释于下。”27姚文燮注李贺诗时亦声称：“必善读史者，始可注书，善论唐史者，始可注贺”28。这些看法，均是以诗为史，把诗歌作为历史文献来阅读。笔者并不赞成简单地将诗歌与历史等同起来，因为不管一首诗的创作如何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相关，作为一个现代读者和诠释者来说，他之所以欣赏诗，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首诗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意蕴和独到的艺术形式和方法，而不是与诗相关的历史信息。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将诗看成历史，并不意味着就一定缺乏文学的诗意和想象。深入了解诗的历史本事和信息，其实也可以丰富人们的诗意和想象。比如，我们读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了解到李白被贬谪夜郎遇赦放归的本事和事实后，就能更好地解读李
白这首诗的诗意，并唤起丰富的想象。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在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对立，历史叙事也需要文学的想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借助于历史叙述，从这一叙述中获取更多历史事件和信息，也可以大大增强我们关于文学的想象和诗意。从这一意义上说，《毛诗》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在历史信息非常模糊的情况下对《诗》的历史本事和主题的寻求和解读，未必就不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诗经》解读方法。比如，《毛诗序》释《王风?黍离》，加上“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宗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这样的题解，比起不提供任何历史背景，只是泛泛地说成“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风谣体的忧愤之诗，显然更具有历史的想象和诗意。
第四，汉代诗学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还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传统，特别是中国古代诗歌早期发展的历史和传统。在当今的中甲文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见解，认为中国古代很早就明确区分“诗”与“史”的不同，认为诗的主题是“言志”（抒情），而“史”的主题则是记事、叙事。这一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中国诗学理论实际的。其实，中国古代诗学所讲“志”，从闻一多、杨树达等人的考证看，最早都是包含“记事”、“言事”的内容的。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中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29又说，“‘诗'的本质是记事的……古代歌所据有的是后世所谓诗的范围，而古代所管领的乃是后世史的疆域。”30闻一多立说的根据是上古歌诗的分离，在这种分离的背景下，歌的本质是抒情，而诗的职能在于用韵语记事。闻一多所提出的上古歌诗由分途走向合流的假设难以成立，因为歌乃诗之母，人类早期的诗不可能脱离歌而存在。不过，他把记事作为早期诗歌的功能提出来，认为记事则要靠口耳相传，所以“诗”或“志”的早期功能则在于记忆的保存，后来才演化为偏于表现情感心意的“怀抱”的意义，这一看法则是有道理的。今天许多人谈到中国古代“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的形成时，都把它归结为《诗经》。这一归结有一定道理。《诗经》的确非常重视抒情言志，特别是《诗经》中的“风”诗则基本隐去了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背景的记事性因素，其基本特点便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语）的抒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经》就一味地强调抒情。就以风诗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特征来说，它也并不是与叙事无关，只是它写因事件激发的情感欢乐，重情感抒发而将事件、记事性因素弱化，并没有完全排除叙事。而风诗中有的诗篇，如《豳风?东山》、《卫风?氓》、《风?定之方中》等，其叙事因素是非常充分的。而如《雅》、《颂》中大量记载先人历史的篇章和祖述祖先功德的诗篇，其记事言事叙事的功能则决不会弱于《诗》的抒情和言志功能。有论者将《诗经》分为记事性文本和象喻性文本，前者以《雅》《颂》为主，包括部分以赋为主的《国风》，后者以《风》诗为主。31这一划分在我看来是合理的。我们过去习惯从将《诗经》看成以抒情为主，以“兴”为主的象喻性文本，而忽视了从记事性角度来理解《诗经》，于是对汉儒将《诗》与历史事件对应起来，对《诗》作历史化解读的作法缺乏认同和了解。其实，汉代诗学对《诗经》的历史化解读和还原，虽有以史为尊，模糊历史叙事与诗歌叙事区别的缺陷，却也与中国诗歌早期发展历史相关，与对《诗经》本身内含的记事、言事、感事功能认识相关，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方能理解汉代《诗经》阐释，特别是《毛诗》解《诗》的价值和意义，也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和进程。
注释：
①劳孝舆：《春秋诗话》，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②③⑩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第5页，第107页。
④⑤孔颖达：《毛诗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第10页。⑥《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⑦郑振铎：《读毛诗序》，《古史辨》第3册，北平朴社1931年版。
⑧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⑨叶适：《习学记言》卷六《诗序周南召南至幽》，《四库全书》本。
11朱熹《诗集传》也赞同《毛诗序》的解释，把《式微》一事看成是“黎侯寓于卫”之作。
12钱志熙：《从歌谣的体制看‘风'的艺术特点》，《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3廖名春：《郭店楚简与〈诗经〉》，《文学前沿》第2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郑樵：《六经奥论》卷三，清康熙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汇编本》。
15参见冯浩菲：《历代诗经论说述评》，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4页。
16朱熹《诗集传?小雅二》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即是将“正变”说与音乐联系起来，认为“正变”之“正”乃是“正乐之歌”；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则明确提出入乐者为“正风”、“正雅”，不入乐者为“变风”、“变雅”之说。其实，从入乐不入乐的角度来否定《毛诗》的“正变”说的理由并不充分的。因为古之《诗》都是入乐的。17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引文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4—225页。
18何定生：《诗经今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51页。
19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20《史记?周本纪》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书?匈奴传》曰：“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都说明了这点。
21叶燮：《原诗?内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23《闻一多古典文学论著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24孟：《本事诗?高逸第三》，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2526杨慎：《总篡升庵合集》卷137《诗史》，转引自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99页，第599页。
27钱龙惕：《玉溪生诗笺叙》，《李商隐诗歌集解》附录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2021页。
28《昌谷集注》卷首姚文燮自序，《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9页，。
2930《闻一多古典文学论著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第6页。
31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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