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后汉文家李尤在铭体上做过许多尝试。他的生平、作品除前人所辑，还可以收集到一些断片，其作品以“存雅却郑”的正统儒家思想为主题，但词采匮乏却使他达不到“文质彬彬”的高度，因此成就不高。其主要成就在于开拓了铭的范围，使铭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学体裁。

【关键词】 李尤 铭 文体

　　提及汉代文学，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赋。汉赋取得的成就，毌庸多言；不过东汉堪称文体试验时代，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语），除了耳熟能详的乐府诗、史传散文、政论之外，还有许多作家在其它文体上也做过很多尝试。这些作家可能名气并不都很大，取得的成就各有高低，那些文体在后世也未必风行，但他们的尝试，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却不容忽视。例如，东汉作家李尤，就是以“铭”作为主要的创作对象。

　　《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上》：“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我们已经找不到李尤的作品集，《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载：“后汉校书郎刘騊駼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后汉文》卷五十辑有他的作品，包括残缺的五篇赋、一篇《七款》和八十六首铭（严氏按语误为八十四）。草草读过，也并不感到“相如扬雄之风”。然而当时他却有这样的高誉；在长达八十三年的生命流程中，除了《后汉书》的寥寥数语外，他还有些什么经历？他的集子遭受过什么样的命运？他的作品，究竟又有什么特色？

一、生平事迹考

　　《后汉书》的记载有来历可寻。《华阳国志》卷十中“两李丽采文藻可观”条：“李尤字伯仁，李胜字茂通，雒人也。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才。明帝时召作《东观》、《辟雍》、《德阳》诸观赋铭、《怀戎颂》、百二十铭，著《政事论》七篇，帝善之，拜谏议大夫，乐安相。后与刘珍共撰《汉纪》。孙充，有文才。”原附《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文才：乐安相李尤，字伯仁。尚书郎李充，尤孙也。”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及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2]都认为，“明帝”当从《后汉书》作“和帝”，因为贾逵为侍中是在和帝时。然而《华阳国志》的记载还不是最早的，《北堂书钞》卷六二《设官部八·兰台令史》“李尤撰汉纪”条引魏文帝《典论》：“李尤，字伯仁，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共撰《汉纪》”（卷五六《设官八·谏议大夫》亦引，“仁”作“任”，当是笔误）。但《后汉书》比《国志》、《典论》都详细，或者另有所本。

　　《后汉书》云“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可以是顺帝即位的当年（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就为乐安相，也是当年就去世；但也可以是去世于他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3]于此年下断云：“旧史叙事含糊，我们很难臆断何种较近似。不过拿李尤一生事迹排比一下，觉得第一种解释（按，即指死于顺帝元年）所得的年代并无矛盾不通之处，所以不妨大胆采用。”《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诏史官谒者仆射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珍。事业垂尽而珍、尤继卒”，则李尤应死在刘珍后不久。《后汉书》刘珍传与李尤传在同卷：“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即刘珍卒于永建元年，是比较明白的。谓之“继卒”，相去当不甚远。刘知己生在唐代，当得见《李尤集序》，或者另有所本，他的说法应比较可信。张文清《张衡年谱》[4]于一二六年下，即曰“刘珍等《东观汉纪》垂成，会与刘騊駼李尤等并卒。”即断定李尤卒于是年。

　　《中古文学系年》从永建元年去世上溯八十三年，推定李尤生于建武二十年（44年），并细细排比他的一生，至矣尽矣，蔑可加矣。可是他的一生也确实没几件事可考，这里仅就其生平几件大事稍作论述。

　　一、永元八年（96年）“贾逵六十七岁，李尤五十三岁……李尤诏诣东观，拜兰台令史……”（《系年》）《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按《贾逵传》不见此前曾为侍中，这里说“复为”，当是承上“为左中郎将”而言，并非说贾逵在此前还曾为侍中。因此贾逵荐尤进京之年决不早于这一年——却有可能在这之后。贾逵卒于永元十三年（101年），这六年里，看不出他的职位有什么变动，实在可能在任一年引荐李尤。时李尤早已过知天命之年，入洛之年应该也不会太迟。

　　扶风人贾逵为什么引荐一个蜀人呢？两汉的学术、政治大多牵涉到经今古文学派的问题，按尤《漏刻铭》“思我王度，如玉如金”，用《左传·昭十二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语；《宝剑铭》“五材并用，谁能去兵”，用《左传·襄二十七年》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左传》是古文经，他能为古文大师贾逵所荐，似乎因他也研习古文经，属于古文学派。

　　二、安帝延光三年（124年），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后汉书》十五《来歙附来历传》：“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谏议大夫李尤……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仿佛不仅是上书谏争那么简单，还曾结伙强谏。《资治通鉴》卷五十的叙述更有趣：“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伥等十余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曰……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没提到李尤，不知道他是否也是“辗转若此”。但不管他是否强谏到底，顺帝（即太子、济阴王）即位后，就把他“除为乐安相”。按《全后汉文》卷三四应劭《汉官仪》上：“能通《苍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出亦与郎同，宰百里。郎与令史分职受书。”由兰台令史两年就可以做到尚书郎，彷佛是一条很有前途的仕路，可是实际上显然没有书面上那么理想。班固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5]，似乎就是这个模式。今考后汉为兰台者凡五人：班固、班超、孔僖、李尤（并见《后汉书》）、贾逵（见《北堂书抄》卷六二《设官部八·谏议大夫》“景伯作颂，除兰台令史”条）。班固、贾逵、孔僖皆后汉名士，李尤何得侧身其间？仅仅因为他能赋吗？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六《著作第六》载：“《蜀记》，后汉广汉李尤伯仁撰，《太平御览》引之。”按《太平御览》卷九六引《蜀记》数条，他卷尚有零散征引，不著撰人，但云《蜀记》而已；书前所列的引用书目中也不见《蜀记》一书。《蜀中广记》卷五八《风俗三·上下东川道属》：“后汉李尤《蜀记》：‘蜀山自绵谷葭萌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李充”，据四部丛刊本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要·蜀中风俗记》所引改）又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八四《经籍二·史·杂记》：“《蜀记》无卷数，汉李尤撰。”可以肯定，李尤著有《蜀记》一书。或者是作于入洛以前，名气不大，可能在晋以前就亡佚了，所以常璩作《华阳国志》竟无一语提及。李尤既作《蜀记》，证明他有史才、有学问，所以他后来才可以去修撰《东观汉记》；按照《汉官仪》的说法，任兰台令史也才能够名副其实。

　　李尤的作品中只有《河铭》、《洛铭》、《函谷关铭》等少数几首作品可以表明地理，也许这说明，李尤一生所历，仅仅是过函谷关、沿河入洛，再未到过其它地方，否则他应当会有更多的铭。这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并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有司马迁那样遍游名山大川的机会；他入洛前的精力花在做《蜀记》和一些铭上（不可能所有的铭都是入洛后才做的，说见后）；入洛后主要在被称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的东观读书和著述。他似乎并不热衷功名，《后汉书》一一六《百官三·少府条》“兰台令史，六百石”，又卷一一五《百官二·光禄勋条》“谏议大夫，六百石”，几十年的光阴，只是转官，不见得有升降。

　　但他早先呆在广汉，却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四川通志》卷二《舆地一·四川省统部沿革说》：“元封五年置十三州刺史，此为益州部……后汉建武元年（公孙）述改益州，置司隶校尉。十二年属汉，复为益州（原注“本志：刺史治雒”）。”又同卷《汉州》：“雒县……广汉郡及益州皆治此”。则雒不仅是广汉的郡治，还曾为整个蜀部的治所。《蜀中广记·卷九·汉州》：“广汉郡……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为一州称望……汉选广汉太守，每重德高俊，表章礼物，殊于诸郡，前有赵护、第五伯鱼，后有陈宠、赵瑶，皆公望也。”不仅在地理上是政治中心，在人文上更是举国瞩目；有这样的环境，也难怪他的声名可以到达贾逵那里。

　　至于我们所知的他的唯一家人李充，显然不可能是晋李充；《后汉书·独行传》有李充，陈留人，也不是。他的孙子无可考。尤字伯仁，他有没有兄弟，亦不得而知。

二、《李尤集》

　　《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载：“后汉校书郎刘騊駼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大鸿胪窦章集二卷，亡。”又，《宋史》卷二百八《艺文七·集类·别集类》：“李尤集二卷”。集见于正史者只此。《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无著录，但尤袤《遂初堂书目·别集类》有“李尤集”；宋《秘书省续到四库阙书目》有“李尤文集二卷”。《永乐大典》卷八二六九：“高似孙《纬略》：‘李尤《安哉铭》云云’”，似可证明初就已不见《李尤集》，要从别的书中去征引了。这样似乎很明白，《李尤集》在梁已经亡佚，也许剩下一些残卷；这些残卷到宋结集为二卷，宋以后就完全没有了。

　　他尚有：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第七·文类第十二》“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五《汉别集》“李尤集五卷”；明焦纮《国史经籍志》卷五《集类》“李尤集五卷”；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七《著作七·集部》“李伯仁集二卷”；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一八六《集部·别集》“李尤集五卷”。但这几种书都只是杂抄旧录，作者并未亲见其书。最奇怪的是《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李善注》都对李尤作品颇有征引，且所引各有不同，显然不是相互因循，而两唐经籍艺文志竟无记载。细查《旧唐书》卷五一《经籍志下·总集三》有《文章流别集》三十卷。按《太平御览》卷五三零引《文章流别传》：“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笔符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而润色，言可采录。”既然《文章流别传》提到李尤，《集》当然有他的文集。（《文选》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李善注曰：“李尤集序云：‘尤好为铭赞，门阶户席。莫不有述。’”大同小异，疑此序即《流别集》中李尤集前的小序，亦即《流别论》。）其它总集，可能包含李尤作品的尚有数种，兹不论。因此，那时的《李尤集》虽亡，尚得从他书中寻得其作品。又，《太平御览》卷五六九引梁元帝《纂要》，其自注每曰“见李尤某赋”，他似乎还得见《李尤集》；梁元帝焚书为我吾国典籍“五厄”之一，《李尤集》很有可能就是在那一次被毁的。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找不到证据。

　　那么宋代的两卷又是怎么回事？《太平御览纲目》不见《李尤集》，因此宋初可能就没有。但宋代注家或有引用。如宋杨简《慈湖诗传》卷十一“李尤《阳徳赋》‘协三灵之纯壹兮，正阶衡以统理。参日月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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