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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期“诚”的儒学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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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3 12:31: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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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国儒学者那样从冷漠的形而上的本体那里去寻“诚”之来源，而是从人的“爱敬之心”去找根据。 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的开创者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认为“诚”才是道德修养之本。他说：“圣人所立之道皆由人人无息之诚而致也。”(《谪居童问》)什么是“诚”山鹿素行说“诚”是“不得已之情。”(《山鹿语类》第37卷)这里的“不得已”是从内心中涌出而不可抑止的意思。就人伦世界来说，“如父子之亲，是非假合附会也。”(《圣教要录》)男女之情也是“不得已之诚”“天地之定经”。(《山鹿语类》第四卷)这些都表现了山鹿素行对“情欲”的宽容态度。他不像朱子学和阳明学那样，将人伦、理性与感情欲求对立起来，而认为幸福与感情欲求乃是人生应有之义。他明确地说：“去人欲非人。”但他也不是无限制地肯定人的感情欲求，而是主张以“礼”来节制“情欲”的“过”与“不及”。他说：“好好色，欲美食，情之诚，而至贪之淫之，皆情之过溢流荡，不可以及天下古今，故不可谓之诚。”(《山鹿语类》第37卷)在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中，山鹿素行最早以最明确的语言讲“诚”是“情”之“诚”，是诚挚纯真的感情，试图重新恢复“诚”在人伦现实中的生命活力。
进入江户时代后期(18世纪后期以后)，“诚”中心的儒学成为日本道德修养论的主流。如折衷学派学者片山兼山(1730年—1782年)说：“古之圣贤君子之所以成道德功业，皆以诚为本。”(《山子垂统》)他认为“诚者，不二之义。”具体地说就是“尊奉君亲，由衷心出而为之。”(《山子垂统》)怀德堂学派的中井履轩(1732年—1817年)说：“性德由诚而立。”“孝无诚亦未可唤孝。”(《大学杂议》)他们都认为“诚”是道德修养的根本。幕末的大盐中斋(1792年—1837年)将父母对子女的“爱”与“诚”联系起来，说：“夫父母之于子也，唯其疾之忧，心诚求之，虽不中而不远矣。皆实心爱子之诚，而非假拟议安排然也。”(《洗心洞札记》)幕末倒幕志士吉田松阴(1830年—1859年)说：“窃尝窥圣经贤传之大旨，天道君学无外一诚字。”而“诚”“有三大义，一曰实，二曰一，三曰久。”“凡事，不实则不一、不久。故合而云是诚。”(《将及私言》)他在解释“诚”之“实”时，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实”是由内心流出的感激之情与报效之心。他说：“情之至极，理亦至极者也。”“情之所至，理亦至。”(《讲孟余话》)在这里，吉田松阴把“诚”说成是不可抑止的心情，而合情者即合理。吉田松阴认为合情即合理是否妥当，我们姑且不论，然而他以浓烈的感情色彩释“诚”，却可谓日本“诚”中心儒学的典型。
中国“诚”中心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较之日本“诚”中心的儒学，具有更为精致的形上学体系，“诚”被高度抽象化，并具有多层面的意义。但亦正因为如此，容易导致儒者们致力于“诚”的理论辨析，使“诚”远离人生实践，成为僵化的教条，即所谓“袖手谈心性”与“坐而论道”，从而削弱了它应有的道德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被讥为言行不一或口是心非的“假道学”。日本“诚”中心的儒学，侧重讲“诚”是“情”之“诚”，其理论虽未必高奥，但贴近人生，正视人的正当感情欲求，容易成为人们道德实践的指导力量。
参考文献：
[1]相良亨.江户时代的儒教.东洋思想的日本型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
[2]相良亨.近世儒教思想.镐书房，1982.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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