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的思绪。在这里。我们固然看到的是生活中一些极平常的家常口角，但我们不正是从这些琐碎细腻的家常口角中，看到和感受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给妇女带来的不幸吗?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剧，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因此这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仍然有不是让人一看了之，还要人反复玩索的艺术张力。
《金瓶梅》虽然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但作者并没有囿于家庭的范围，把它与整个社会割裂开来，而是把它放在了晚明社会这个历史大舞台上，通过它与整个社会的交往，展示了一个混浊黑暗的现实世界。西门庆书房中的“往来书柬拜帖”和“中秋礼物帐薄”两件东西，特别是书中通过西门庆同朝廷权贵蔡京以及其他官吏往来的大量描写，反映了西门庆与各级官府的关系，说明了西门庆之所以能在那个社会上为非作歹、步人官场，正是因为有从上到下的已被金钱所腐蚀的各级封建官吏的庇护和支持，所以张竹坡在书中评点道：“西门之恶，纯是太师(指蔡京)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何也。”由于《金瓶梅》在描写家庭日常生活中紧密联系了时代、社会，因I酊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又给了人们以重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除了描摹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的细节材料外，主要还是通过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一 目的的。诚如恩格斯所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中国古代小说“典型论”的历史轨迹，早在叶昼、金圣叹等古典小说批评家评点《水浒传》时就已出现。例如金圣叹指出：作家要创造具有个性化的性格特征的典型形象，必须经历一个贯穿“因缘生法”规律和从“格物”到“物格”的过程，做到深刻认识和充分驭御生活的真谛和人物的性格，才能循“因”就“缘”、合“理”合“法”地进行典型性格的创造。这里，金圣叹把创造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典型形象作为对作品的重要审美判断。而张竹坡在对《金瓶梅》的评析中，又丰富和发展了金圣叹的典型论，他明确主张把“情理”与典型结合起来，在述之以情、喻之以理的过程中，实现通过艺术典型而达到以“情”动人和以“理”喻人的效果。L91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上，《水浒传》已经写出了许多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可以说从《金瓶梅》开始，我国古典小说才真正走上了“人学”的道路。
作为以写人为活动中心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塑造、刻画了许多类型的人物形象。《金瓶梅》塑造、刻画这些人物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从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出发，将他们作为一个复杂的灵魂来解剖，既有对人物丑恶灵魂的描写，又有对人物人性情感的描画。例如，西门庆对奴仆，残横凶暴；对上司、有体面的人，则温文尔雅。对财富，他贪婪吝啬，但为了攀附权贵，笼络朋友，他又慷慨大方。他偏狭阴险，但有时在妻妾、情人面前，他又是情浓意切。再如庞春梅，在西门庆家中，她恃宠生娇，粗野残忍，做了周守备少奶奶(后被册封为正室夫人)之后，她更加横暴。为了报复当初在西门庆家中与孙雪娥结下的冤仇，她对被变卖在周守备家中为奴的孙雪娥百般凌辱。但她也是一个世俗常人，并不是时时都摆着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她也有她的情义，当初在西门庆家中，她得到过潘金莲的厚爱，因而当得知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也被打发出来时，她曾哭哭哀求周守备把潘金莲买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