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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西京无太学”争论的思想文化史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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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2-2 9:56: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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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汉时期，人们思想观念中的辟雍与太学
如上所述，辟雍、太学在两汉是各自具有独立地位的机构。然而，在东汉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主要表现是用辟雍指代太学。
王充《论衡·骨相》篇中有“韩太傅为诸生时，借相公五十钱，与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谁当贵者。”我们知道，汉武帝时辟雍还没有营建，王充所指只能是西汉的太学。蔡邕在《明堂论》中明确地指出两者是异名同实：“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日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日太庙。取其尊崇，则日太室。取其向明，则日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日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日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史晨碑》：“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笔者以为此“璧雍”并不是指洛阳的辟雍是指洛阳的太学。学校师生祭祀先师的礼仪称为释奠礼：“周制，凡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礼记·学记》载“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学礼的祭品只有野菜、钱币而已，东汉时祭品升格为太牢。《乙瑛碑》载太常祠曹掾冯牟和史部玄答复司徒司空的询问：“故事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大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口口各一，大司农给米祠”。光武帝“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章帝“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孔子虽是万世师表的圣人，但没有政治地位只能是“素王”。祭祀的仪式不是如养老礼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而是“乃命有司行事”，《乙瑛碑》记载主持祭祀孔子的是大常丞监祠，既体现尊师重教的圣意，又不失至高无上皇权的威严。另外。在《乙瑛碑》中“故事辟雍礼未行，辞先圣师”明确的说明了辟雍礼与祭祀先圣的释奠不是一回事。查阅《后汉书》、《汉官仪》等典籍，辟雍内举行的典礼主要是养老礼和飨射礼，并不见祭祀孔子的礼仪，这应该不是文献记载的疏漏。所以，史晨所见的天子临雍，应该是在太学内命有司祭祀孔子。
从蔡邕著名学者观念以及记录着当时语汇的碑刻和王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符合逻辑的推测：辟雍即为太学的思想应该存在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汉代辟雍、太学的兴建都是为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东汉政治、社会儒学化的过程中，太学、辟雍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发挥教化的作用。太学内研习学问紧密配合为维护皇权的礼制建设的需要。“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所由兴也”东汉建立之初的太学。在五经教授之外，另一项主要的教学任务就是礼仪的学习和实践：“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太初元年，梁太后诏日：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三雍宫修成之后就由明帝主持的一系列礼仪被用于实践，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包含了尊君、尊老、尚贤、尊经的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由太学和辟雍共同完成的仪式所起到的教化作用是空前的“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所影响面之广远远超出太学本身的教育。二是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辟雍为太学是儒学思想中的概念，东汉时期随着儒学在东汉政治社会中霸语权力地位的确立，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儒家思想中关于辟雍的认识在《白虎通·辟雍》有集中的体现：“辟者，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也。雍之为言雍也，雍天下之残贼，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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