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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翔我前。……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曹王《芙蓉池作》)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吟泳曲水濒泳波转素鳞。(王肃之《兰亭诗》)清晖能娱人，游子赡忘归。……披拂趋南径，愉悦僵东扉。(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事既多美，临眺殊复奇。……山中咸可悦，赏逐四时移。(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都从侧面启示我们:从“感物”的体验开始，经由“会心”的默契，“畅神”实为山水诗创作中主体心理活动及变化的链条上的第三个重要环节。
不言而喻，作为审美主体的诗人，在应物斯感、境与意会之际油然而生怡情快意之感，因而“欣然命笔”，以表达自己对美(“人化的自然”)的享受与陶醉，原本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消寒诗话》载，一位诗人“在兰州，一日出袖川门循龙尾山麓行数里，梨花极盛，垂杨掩映，青帘飘摇，流泉屈注，间以古寺，颇壮丽。悠然会心，得诗六”，其一酉:
略钓横溪小径料，孤村杨柳可藏鸦。山路转红泉隔，不见居人只见花。Lvl(ncxn)由对自然景物的“壮丽”之感，到与繁花绿柳、酒旗飞泉心有戚戚的物我冥合，此时的诗人已然沉醉在一种情怡神畅的惬意与满足之中，这就无怪乎诗人竟一口气吟咏出六首诗来!
这又启发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古代诗歌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类作品，它们的主要目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志”或“抒情”，而是“畅神”—即重在表达主体对自然山水“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之后的一种物我两忘的审美愉悦，而不必都有什么高深的“寓意”。毋庸赘言，回答是肯定的。即如宣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李白《望庐山瀑布》绝句:‘旧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说它是“言志”，是“抒情”，固然都无不可，但总觉在理解、体悟上有点牵强。其实，作品主要表现的还是作者在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面前所获得的那一份澄怀适性的审美愉悦和心理满足。李白的另一首同题五言古诗就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效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封，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指育石。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且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远辞人间。与前一首相比，不仅所写对庐山风光的审美感悟繁简有致，而且其最后六句还明确表达了作者观览自然山水之后心旷神怡的审美愉悦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对名山大川更加“乐”之、“好”之的审美取向。读者透过这种审美愉悦，自然可以感悟和体会到诗人那特有的爽朗开放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和飘逸潇洒的风神，从而使全诗显得余韵悠扬、趣味无穷。
由上可知，感物、会心、畅神构成了古代山水诗主体创作心理的三个重要环节。感物是审美创造的肇端，会心是审美心理的超越，畅神审美活动的结果。主体的审美观念决定了进人其艺术视野的是此物而非彼物，主体的心会于境决定了不同诗歌意象的生成，而主体在感物、会心的基础上最终必然沉浸在审美愉悦之中这一事实则决定了古代山水诗不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言志”、“抒情”之作，这个大家庭中还应有“畅神”一族。明乎此，我们对于古代山水诗的理解和认识也许会更加由表及里，全面客观;对于古代山水诗的阅读和欣赏也许会更加心领神会，颇多收获。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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