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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村史与民族史——以丰台沟村为个案的村庄志文本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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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29 11:2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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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族的一个分支。民间也有传说似乎印证了这点。即互助、大通的土族曾经是成吉思汗南征的蒙古军的一部驻扎在此地，后与当地的吐蕃、吐谷浑、汉人、裕固等族体相互融合而成。这种传说在青海流传较广，在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中亦有明确记载: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之部将格日利特(Ke relto)率领其部属到此，现今的霍尔人(hor)约为这些人的后裔。格日利特死后，化作大力精灵，居住郭隆(佑宁寺所在地，是土族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山岩上，他对嘉色活佛(佑宁寺创建者)显示了自身着“索呼”(即蒙古)装束之法相，(嘉色)因指命(格日利特之幽灵)为那里的土神。
笔者曾经翻阅过地方志书，在康敷铭所纂《青海志》中，列有关于清代蒙古部驻牧分布图。其中对于互助、大通有关的蒙古族驻防地记载道:
木勒郡王，居大通八宝山双峨博附近郭莽寺(曾名法海寺、广惠寺等，是清朝雍正年间救封的格鲁派寺院之一);木勒扎萨克居大通木勒;布喀公居大通木勒;角乃扎萨克居大通木勒;丹巴扎萨克居大通木勒，海南行哇有地;哈尔盖贝子居大通境内;哈力哈扎萨克居大通木勒。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大通、互助等土族聚居地区在元、明、清直至民国初年，始终属蒙古和硕特各部驻牧的范围。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蒙古族与当地的世居土著的渊源，尤其是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会使彼此接触的民族文化产生某种程度的融合和涵化或文化互渗(acculturation )。典型的案例为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五屯”土族地区。“五屯”的土族社区非常特殊，长期在藏文化包围之中，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孤岛，加之与周围藏族的频繁、持续的接触，不可避免地使当地文化烙上藏文化的印记。“五屯”土族从宗教、服饰、语言、日常习俗等已经部分被藏文化同化，其从心理上自认为是藏族，甚至年轻人对自己究竟是土族还是藏族，边界非常模糊、似是而非。鉴此，本案的丰台沟村一部分村民自认为是蒙古族，是有一定的原因，毕竟此地在历史上一直属大通县管辖，也是蒙古和硕特部的诸王公、贝勒的封牧之地。
另据民国八年铅印本《大通县志》，“大通土族东六堡一千二百三十四户”，俗称“土民”。互助等地当时均属大通县所辖，而此地历史沿革也是时废时兴，变化无常。祁连山南北麓地区自古就是一条民族走廊，许多业已消逝的民族曾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与汇聚并融合。文化间的影响也是相互重叠、交叉且发生部分或全部的文化涵化。语言也许已经消失殆尽，但是习俗、宗教、服饰和历史记忆仍旧或多或少得以延续。
丰台沟村土族村民的历史记忆中之所以烙上蒙古族的印迹，与历史传说具有一定的关系。民间传说，成吉思汗的部将格日利特带兵来到今互助县一带，因故在索卜滩(意为蒙古滩)驻留。不久，格日利特病死，其部属便留驻当地并和当地的霍尔人通婚，蕃衍而成土族。1604年，佑宁寺落成，格日利特被追封为“尼达”(地方保护神)，铸铜像供奉。〔‘〕
也有些学者对此看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吐谷浑说。吐谷浑说最早见于 1929年《蒙藏周报》刊《青海各民族记略》一文。1935年张其的在西宁讲演，在其《青海之山川人物》一文中提出吐谷浑“其遗留于青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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