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湖南相比，湖北的情形则既有类似又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隐蔽掌权到公开掌权的过程，不同的是双方的角色不同，持续的时间不同，而权力之争则更为曲折隐蔽，牵扯面也更大、更深。这不仅缘于督抚同城之故，还因它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比湖南更为重要。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出山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他不仅同胡林翼关系密切、引左宗棠为心腹，而且处处同情与支持曾国藩，故在实际上成为他们的后台。咸丰三年张亮基调抚山东，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同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对胡林翼甚为器重，亦无形中成为他们的靠山。只是好景不长，上任半年即败死黄州，使他们空喜欢一场。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占武昌，咸丰帝一时高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然却很快反悔，收回成命，任命一向同曾国藩作对的陶恩培为湖北巡抚。咸丰五年陶恩培战死，胡林翼受命署理鄂抚。因胡林翼手中无兵，名气不大，又得文庆的暗中支持，故清政府尚无疑惧之心，肯将湖北巡抚之位授予他。但由于湖北位居长江上游，军事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故不肯将一省之权交给汉员巡抚，特命原荆州将军官文任湖广总督，主持全省军政大计，使胡林翼纵有翀天之能也难以施展。又因官文系满洲贵族、咸丰皇帝的亲信，地位难以动摇。故胡林翼不得不听从别人的劝告，对之曲意奉迎、倾心结交，令其诚心感佩，言听计从，从而达到独操一省大权的目的。薛福成曾专门著文谈论此事。其时，官文驻长江北岸，主上游军政，胡林翼驻南岸，主下游军政，“督抚相隔远，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僚吏意向，显分彼此，抵牾益甚。”加之双方办事作风大相径庭，“文恭（指官文）于钜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诸所措注，文忠（指胡林翼）尤不谓然。”咸丰六年底，湘军再次攻占武昌后，胡林翼“位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为重。比由荆州移驻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谢不见也。或为文恭说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易良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以办贼，谁能御我？’文忠亟往见文恭，推诚相结纳，谢不敏焉。” 胡林翼为了取得官文的好感，甚至不惜讨好其小妾，请其母将之收为义女。于是，两家往来益密，馈问无虚日，二人之交亦益固。左宗棠以幕僚隐操一省大权，而胡林翼则以交欢官文的办法兼有总督之权，故其情形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胡林翼不仅以此独掌一省大权，且通过官文影响清政府的决策，借以实现曾国藩集团的政治意图。例如，先后两次分别奏留奉旨入川的曾国藩、左宗棠共图安徽，保奏刘蓉超升陕西巡抚等，都是由官文出面，按照胡林翼的意图向清廷奏准的。正像薛福成说的那样，“朝廷以文恭督湖广数年，内靖寇氛，外援邻省，成功甚伟，累晋大学士，授为钦差大臣，宠眷隆治。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发舒。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一切布置，每有所见必进密疏，或与文恭会衔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独言之，訏谟所定，志行计从。”故“人谓文忠有旋乾转坤之功，不仅泽在湖北也。”徐宗亮的说法略有不同，而其某些细节则较为详尽。其《归庐谈往录》称：“当武汉初复，文忠由湖湘，文恭由襄汉，分为两岸。麾下文武各有所主，议论颇不相下，两公遂成水火之势。文忠一日具疏参文恭十二事，先遣人示意请改，文恭闭不纳。时宝庆守魁联荫庭被议随营，周旋两府间甚洽，因诣文恭言曰：‘今天下大事专倚湘人，公若能委心以任，功必成、名必显。公为大帅，湘人之功皆公之功，何不交欢胡公，而为一二左右所蔽乎？某请往说胡公，使下公。’旋又过文忠言曰：‘官公忠实无他肠，友谊极重。公若与结好，凡事听公，决无后虑。若必劾去易能者，未必悉唯公所为，公其思之。’两公甚然其言，前隙遂释。魁又促文恭先过文忠布心腹，于是结为兄弟，家人往来如骨肉焉。” 薛福成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徐宗亮曾任胡林翼幕僚，他们的记载还是较为可信的。而魁联曾任湖南宝庆知府，同湘军将帅关系密切，塔齐布、普承尧所先后统带的宝勇，就是由他募练的。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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