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望未孚。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而最后的结论是，“该员实难胜此重任。”又说：“数年以来，皇上求才若渴，于疆臣保荐人员，往往破格超迁。外间因其不次之擢，疑为非常之才，责备之下加以吹求。于是，台谏弹劾生风，并归咎于原保之员。若使保升者循资渐进，少为回翔，多经磨炼，则该员不至见妒于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视疆吏，实于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 至于自己未能遵旨会商的理由，曾国藩则称：“历观前史明训，军事之进退缓急、战守屯驻统帅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遥制；庙堂之黜陟将帅、赏罚百僚，天子与左右大臣主之，阃外之臣不宜干预。朝廷而遥制兵事其患犹浅，阃外而干预内政其害实深，从古统兵重臣遥执国命，未有能善其终者。”“今以要缺督抚令臣等往返函商，如臣愚见，密保尚且不敢，会商更觉非宜。因不俟李鸿章、吴棠商定，直抒管见，未审有当于万一否。”曾国藩此奏可谓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既然李鸿章不应调赴豫西，李宗羲、丁日昌不应骤迁督抚，吴棠也就无法署理两江总督了。此事若与吴棠会商曾国藩必陷尴尬境地。大概清政府有意利用这一情势，诱使曾国藩在客气、迁就中就其范围。哪知曾国藩竟对吴棠不予理睬，且理由讲得冠冕堂皇：“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私树党之端。”这样，清政府无话可说，只得另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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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六月西捻军失败，中原战事基本结束，清政府遂再谋夺回两江之策。事隔不足一月，清政府即下令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其遗缺由升任不久的闽浙总督马新贻调补。马新贻与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是同年，同治元年曾奉旨暂统临淮军，既无出色才能也无著名战功。若与一般清朝官员相比，也许还算能干人才，倘与湘淮人物相比，则尚在三等之外，根本就没有资格与能力顶替曾国藩。他的较快提升，可能主要是清政府的平衡政策所致，因湘淮人物身任要职者太多，须有支流旁系参杂其中。如今又将两江总督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这就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惊疑。故在其任满二年即遭刺杀后，世间流言四起，几乎众口一词，多认为罪有应得，甚有“ 编造戏文讥讽马帅者”。从此，两江总督成为曾国藩集团的专席，清政府再也无力夺回了。
如果说两江总督的权位略有争夺的话，而巡抚的的情况则更为曲折。一般而言，江苏的情况还算稳定。自同治元年李鸿章接替薛焕以来，江苏巡抚的人选虽屡有更替，但十余年间大致未出湘淮集团及其盟友的范围。江西的情况亦与之相似。虽然咸丰五、六、七曾国藩一再劾罢江西巡抚，却不能以统兵将帅兼任封圻，致客军虚悬，受制于人。但自咸丰八年再出，赣抚耆龄“严事国藩”，毓科亦与之密切配合，以江西之所出供湘军粮饷，曾国藩集团实际上已控制了江西的大权。迨及咸丰十一年沈葆桢补授江西巡抚以后，十几年间更无外人插足之地，后继数任皆湘淮将领。然转观安徽则情形显然不同，直可谓一波三折、错综复杂，前面所说的曲折云云，亦主要指该省而言。虽早在咸丰三年江忠源即补授安徽巡抚，为曾国藩集团谋得第一个省级地方政权，曾国藩为之大受鼓舞，致有练兵万人概交岷樵之说。然时隔三月战死庐州，倏如昙花一现。而此后六、七年间，则皖抚人选迄与曾国藩集团无缘。咸丰十年曾国藩带兵进入皖南，占有安徽的一席之地，但在该省所能掌握的权力，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因当时安徽巡抚驻皖北，漕运总督驻皖中，一时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惟自咸丰十一年初曾国藩劾罢皖抚翁同书后，虽然清政府先后任命的安徽巡抚李续宜、彭玉麟始终没有赴任，但皖抚的实权却一时落入曾国藩集团手中。同治元年李续宜丁忧回籍，安徽巡抚一职暂由唐训方署理，同治二年四月实授。然在此期间，由于僧格林沁的插手，安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咸丰十年十一月僧格林沁奉命赴山东剿捻，次年又奉命督办山东、河南军务。这年春天胜保也奉命赴直隶、山东剿捻。这两股势力皆及于皖北，遂与湘军及曾国藩代管的李昭寿部屡次发生磨擦。僧格林沁是满蒙贵族的典型人物，虚妄自大，不悉时势，对湘淮勇营与曾国藩集团的新贵，极为仇视和藐视，攻击排斥不遗余力。他曾公开扬言，湘军最不能战，若论战斗力，皖军第一，豫军次之，湘军最差。而胜保更是狂妄无能之辈，但于排斥湘军却与僧格林沁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二人联手，不断制造磨擦。他先是奏劾曾国藩等人的好友袁甲三，随后又排斥李续宜。曾国藩在给李续宜的信中称，“渠参劾袁帅，中伤甚深”，复“以遗大投艰自处，而以畏难取巧处君，已露排挤之意。其实不过挟苗以自重，谓他人皆不敢触手耳。”胜保调赴陕西后，僧格林沁仍借苗沛霖排斥湘军，明谓“驭苗之道宜赦其罪而资其力”，而骨子里却是“亲苗党而疏楚师”。于是，在他的暗中怂恿和煽动下，苗练不断向湘军挑衅，屡有湘勇被杀之事。曾国藩迫于无奈，只好将蒋凝学、毛有铭、萧庆衍三军陆续调离皖北，以避苗练，而实际上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同僧格林沁发生冲突。及至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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