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官文只是出于个人私谊信任胡林翼一人，对曾国藩集团的其他成员并无好感，遂致咸丰八、九两年连出大故，李续宾在安徽三河全军覆没，左宗棠因樊燮案几陷大狱，皆官文一手造成，使官、胡关系出现新的危机。《湘军志》称，当驰救庐州的李续宾自感兵单复又“名重耻退”之际，乃“发书湖北请益师。”其时，“续宾弟续宜将四千人屯黄冈，唐训方将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丧还葬，官文得书笑曰：‘李九所向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虽请援，亦不肯留军示怯懦，则进三河”，遂致败死。而《藤花馆掌故笔记》则说，李续宾驰救庐州之时，“胡文忠亦守制，居益阳故里，鄂中军务由官文恭主持。文恭颇不嫌于忠武（指李续宾）”。李续宾闻太平天国陈、李大军将至，“飞檄告急于鄂，文恭以疲卒予之，曰‘迪庵善用兵，能化弱为强也。’忠武家人闻皖事急，与文正议，欲驰书令退军。未发，而三河全军覆没之耗至。”胡林翼对之痛心疾首，引为已罪，通报全省司道官员，称吾“与迪庵共事最久，弃之以归，致全军殁于异域”，而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官文，岂不更为憎恶？遂使双方关系再度产生裂痕。更为严重的是，这件事过去不久，又发生奏劾左宗棠一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联系到官文的其他劣迹，终令胡林翼痛恨难忍，意欲再举弹章，劾之以去，后听从阎敬铭的劝告而罢。薛福成称，左宗棠“既被严劾，文忠愠不言”。“文恭有门丁颇为奸利，奔竟无耻者多缘以求进。文忠所素欲参劾者，文恭或荐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财无訾省，不足则提用军饷，耗费十余万金。文忠积不能平，独居深念，若重有忧者。当是时，今协揆朝邑阎公以户部员外郎总理粮台，兼运帷幄筹，往谒文忠，请间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筹饷如此艰难，而彼用如泥沙；进贤退不肖大臣之职也，而彼动辄乖谬。今若不据实纠参，恐误封疆事，为朝廷忧，吾子以为奚若？’阎公对曰：‘误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轻以汉人专司兵柄。今者督抚及统兵大臣满汉并用，而焯有声绩者常在汉人，固由气运转移，亦圣明大公无私，刬刮畦畛，不稍岐视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之冲，为劲兵良将所萃，朝廷岂肯不以亲信大臣临之？夫督抚相劾，无论未必能胜，就使获胜，能保后来者必胜前人耶？而公能复劾之耶？且使继之者或励清操、勤庶务，而不明远略，未必不颛已自是。彼官至督抚，亦欲自行其意，岂必尽能让人？若是则掣肘滋甚，讵若今用事者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彼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唯公言是听，其失祗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事有济，即岁捐十数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至其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则以事劾去之。彼意气素平，必无迕也。此等共事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击案大喜曰：‘吾子真经济才也！微子言，吾几误矣。’由是益与文恭交欢无间言，文恭亦敬服之终身。”虽然如此，清政府仍对胡林翼多方限制，使之大受压抑。同治五年八月曾国藩致函新任鄂抚曾国荃说：“胡润帅奉朱批不准专衔奏军事，其呕气百倍于弟今日也。”

胡林翼死后，官文再也不会象昔日对待胡林翼那样对待后来者。据说，胡林翼刚刚去世，官文就派人将巡抚衙门的全部文书档案取走，从此独掌全省军政大权，再无抚院主政之事。同治元年曾国藩在一封奏折中说：“官文休休有容，遐迩共知。然昔日之待胡林翼，事无大小，推贤让能，多由抚署主政。今之待严树森，资有浅深，军政吏治多由督署主政。” 这样，胡林翼后的继任者，虽有几位属于曾国藩集团的骨干人物，但他们所能掌握的实际权力，也就很有限了。胡林翼病重期间曾奏准以李续宜署理鄂抚，临终之际又奏荐李续宜自代。据说，官文亦有此请，故一时尚可相安无事。然次年即发生变动，清廷令李续宜移抚安徽，湖北巡抚由原胡林翼心腹幕僚、时任河南巡抚的严树森调补。官文大概不喜欢此人。严树森赴任不久即遭弹劾，虽经曾国藩多方辩解当时没有落职，官文也勉强接受下来，但为时不到两年即被劾降调以去。其后鄂抚人选频繁改动，直到同治四年底皆不是湘淮人物，也无人足以同官文抗衡。

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荃由晋抚调任鄂抚，一到武昌就与官文展开了权力之争。据说，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的谕旨甫下，因湖北布政使唐际盛“虑沅来鄂不利于己，遂代官拟一折，请沅公不接巡抚印，径出境任军事。官不可。唐计既沮，退即写折底寄归湘中，传之于众，妄言官已密奏，冀尼沅行。沅得之大怒”，“即莅鄂，不肯接印者旬日”。后经人劝解，“沅意稍释”，官文复“奏放沅为帮办”。且军机处廷寄谕旨不直达抚署，每由官文转交。曾国荃不能忍受这种屈辱，遂于离开省城而未至剿捻战场之际，不听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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