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采取行动之前，曾向曾国藩透露此意，曾国藩复信劝阻，令其“缓图”。其两次提到的“顺斋排行”之说，不知出于何典，而联系末尾“胡润帅奉朱批不准专衔奏军事，其呕气百倍于弟今日也，幸稍耐焉”一段，似指参劾官文一事。岳麓书社为该信所作的提要亦称“参劾一事缓图”，可见该书编者也持有这种看法。曾国藩阻挠此事的理由有三，一怕受到报复，二怕遭人议论，三怕牵连自己。他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视，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复者。吾阅世最久，见此甚明。”并举自己与毛鸿宾参劾他人的教训说：“陈、黄非无可参之罪，余与毛之位望积累，尚不足以参之，火候未到，所谓燕有可伐之罪，齐非伐燕之人也。以弟而陈顺斋排行，亦是火候未到，代渠思报复者必群起矣。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辣手？”又说：“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巽，庶几高而不危。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还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脚棍。’兄衰年多病，位高名重，深虑打扫脚棍，蹈陆、叶、何、黄之覆辙。”故“自金陵告克后，常思退休藏拙”，奈屡生变故，迄难遂愿。“弟若直陈顺斋排行，则人皆疑兄弟熟商而行，百喙无以自解，而兄愈不能轻轻引退矣。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

事实证明，曾国藩是有远见的，他的告诫事后果然应验了，曾国荃亦颇有悔意。不过，通过这场争斗，曾国荃个人虽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但却为李鸿章兄弟谋得湖广总督的职位，从而为曾国藩集团夺得湖北的军政大权，使清政府长期不肯放手的这一战略要地，终于落到他们的掌握之中。故曾国藩虽感清政府对整个事件的处理有失公允，但总还算得到一些收获，称“顷阅邸钞，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惟以少荃督楚，筱荃署之，韫斋先生抚湘，似均为安慰。”然数年之后，当他看到清政府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报复行动，也不会不想到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实际是以数省督抚之位，始换得湖广总督一席。

在三江地区，对两江总督及苏、皖、赣抚的职位，双方之间亦有过程度不同的争夺。江、浙两省是清王朝的富庶之区和主要财源，非亲信大臣不肯倚任。咸丰十年清廷将两江总督一席授予曾国藩，亦属出于无奈，不过欲借湘军之力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故一旦目的达到，便开始打曾国藩的主意，不仅剪其羽翼，还要赶其出巢，一有机会就想将此要要之缺另委他人。同治四年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江督一职由苏抚李鸿章署理，清政府即欲乘机将李鸿章调开，令其带兵赴豫西剿捻，而以漕运总督吴棠调署两江总督。其所遗江苏巡抚与漕运总督两缺，则分别由丁日昌、李宗羲署理，并令曾国藩同李鸿章、吴棠加紧函商，迅速复奏。表面看来，不过是一场官缺交易，实则清政府另有一番深意。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吴棠曾长期驻扎安徽中部，因无漕可运而无所事事，虽拥有一支武装，但无功劳可言。其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亦处之平淡，既无冲突也说不上亲密。据传，吴棠曾因一偶然机会，有恩于那拉氏。其时，那拉氏之父惠征死于安徽道任所，一路乘船北归，情景相当凄惨。吴棠怜其孤寡，多有帮助。那拉氏政变当权后，对之感恩图报，授以高官，引为心腹。此时则更进一步派上用场，既可厚报旧恩，又可借以夺回这一财富之区。然对曾国藩集团来说，则无疑于釜底抽薪。因两江一失，饷源立断，湘淮两军转成客军虚悬之局，必然受制于人，昔日坐困江西的历史又会重演。曾国藩接到此旨，一眼就看透了清政府的用心，只是关系重大，不能不谨慎对待。他在家书中说：“顷奉寄谕，欲以李少荃视师河、洛，而吴仲仙署理两江，垂询当否，复奏颇难措辞。李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也。”这就是说，他虽心里反对此举，面上却不能明说，只能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它搪塞过去。所以，曾国藩在复奏中根本不提两江总督与吴棠如何，而专在李鸿章等人身上做文章，不仅以无兵无饷为由，对李鸿章出征的必要性提出重重疑难，还从用人经验的角度断然否定了丁日昌与李宗羲的任职资格。其理由有二：一是资历太浅，提拔太快；二是易遭弹劾，殃及荐主。因当时上海涉外事件较多，故曾国藩特以难当外交重任立言。奏折称，“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至“谕旨垂询以李宗羲暂署漕运总督、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一事，似亦不妥。“李宗羲由安徽知府，甫于去年保奏以道员留江补用，本年奏署运司，叠擢安徽臬司、江宁藩司。一岁三迁已为非常之遭际”，况“该员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太骤。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荐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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