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为中心，兼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党务。所用资料大部分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朱家骅（1893~1963）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青团成立初期，一度兼任代理书记长；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将党务推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期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一大批战时大学党务档案，其中西南联大党、团负责人姚从吾与朱家骅之间数十封来往信函尤足珍贵。这些信函相当细致地呈现了战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务的运作情形。本章即以此为基础，兼及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献，通过西南联大这一个案，"再现"和展示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实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国台先生曾利用台北"法务部调查局"所收藏的国民党档案和中共文献，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情形进行过研究，但不知何故，他未利用其本所档案馆所藏之朱家骅档案。
[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姚从吾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的进行。在姚从吾看来，"教职员中，小组织甚多，大半志在利禄。年来政府多方延揽，参政服官者，其数已众，所余非庸碌自保，即是别有怀抱之人。然调高行迂，利害观念太重，即另有组织，实希望甚少。事实上又不便听其徘徊圈外，似宜另加组织，别为一团，聘资望高于彼辈者统率之，与青年团彼此互助，各不相妨。"《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17日）。王晴佳对姚从吾此段言论的阐释是：国民党对知识界已经多有拉拢，但"似乎成效不够理想"；左倾人士的存在，表明当时知识界"已非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王的阐释似乎有悖姚文原意。姚文中显无"成效不够理想"之意；此前知识界从未出现过"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局面，"已非"何从谈起？姚文亦无此意。
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的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体制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党国体制之外，又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学校青年，血气方刚，人数既众，自不免感情胜于理智，不得志于团者，自易思入党，以相报复。如此则磨擦易生，而党与团步调不齐，予青年及第三者以不良印象。"《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有鉴于此，姚从吾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王晴佳认为，姚从吾提出要将教授与学生分开对待，成立不同的组织，把重点放在学生身上，是为了加强联大国民党的力量。（参见前引王文，第31页）此点有些说不通。要知此际姚从吾的身份是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他显然是站在团的立场说话。
对姚从吾提出的教师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主张，朱家骅回复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最近已修正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朱家骅复姚从吾函》（1939年8月3日）。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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