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加入国民党的，是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清华大学校史稿》，第296~297页；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9页。会后不久，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即首先加入。
冯友兰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到1926年便自行脱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冯友兰没有再次加入。1934年10月，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赤化"嫌疑，被北平公安局逮捕。虽然仅关押了一天，但在冯氏心中，难免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五），《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3期，1999年。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据冯友兰后来解释："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里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说是不合作，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冯友兰著、蔡仲德编《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111页。
冯友兰的忆述，与实际情形略有出入。查教育部长陈立夫与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给蒋梦麟的指令，并无"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之类旨意。蒋梦麟要求院处以上负责人先行加入，应只是劝进，而非强制。1940年3月，蒋介石听说教育部命令全国中小学教员须一律入党，十分不满。他在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手令中表示：强迫中小学教员入党，其作用与事实太不相宜。陈立夫呈复说：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尽量介绍中小学教职员入党，但始终未有强迫必须一律入党之说。见《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党史馆：特3-261。事实上，也并非所有院系负责人都加入了国民党，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等人即拒绝加入。陈序经在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被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无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团；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国民党，而此前全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为非国民党员。见《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1册，第234、316页；第2册，第673、680、775页。亦未影响其职位。
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入党邀请，多数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244页。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大体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之真实心态。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895~1945）》（六），《大陆杂志》（台北）第98卷第4期，1999年。尤其是抗战初期，多数知识界精英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此一论点，前引翟志成和王晴佳两人论文中均有提及。即使如竺可桢那样"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并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不愿苟同的人，亦表示"对国民党并不反对"。《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768页。另据朱自清1943年5月9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动心，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240页。据此观之，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直到此时，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若非朱自清劝阻，闻也许就加入了国民党。
除院系负责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为私人情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国民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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