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致。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出席党员大会的85人，教授近占一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实际有150人，如将职员学生党员加入，约有170人，如果以教授占一半推算，则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50%还是保守估算。杨奎松在《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中认为，在联大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占到20％左右。这一比例显然低估了。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部分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校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中文系：罗常培、杨振声、赵毓英、李松筠、陈士林；哲学心理学系：冯友兰、贺麟、敦福堂、冯文潜；历史系：姚从吾、王信忠、雷海宗、郑天挺、蔡维藩、孙毓棠、皮名举、何炳棣、宋泽生、李其泰、戚志芬、何鹏毓；法律系：燕树棠、马质夫；政治系：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王赣愚、吴之春；经济系：伍启元、周炳琳、杨西孟、赵乃抟；外文系：颜锡嘏、杨西昆、李田意；教育系：查良钊、陈雪屏、田培林、沈履、黄钰生、樊际昌、陈友松、李廷揆；数学系：华罗庚、孙树本、闵嗣鹤、施惠同；物理系：郑华炽、吴有训、张文裕、霍秉权、孟昭英、范绪筠；化学系：杨石先；生物系：杜增瑞、李觊高、孙兆年；地质地理气象系：赵九章、孙云铸、李宪之、鲍觉民、张印堂、王恒升、张景哲；化学工程系：苏国桢；土木工程系：李庆海；电机工程系：马大猷、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无不与党部为难"。《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3）。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入党、学生入团的局面。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最初负责筹建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后来转任联大区党部的书记。这种一身而二任的资历和身份，使姚从吾在联大党、团两大系统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使联大团部实际处于联大党部的直接指导之下，从而避免了在其他大学较为常见的党、团冲突现象。姚从吾在担任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期间，初步奠定了联大三青团的组织基础。当他转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后，仍对联大三青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44年2月，姚在致朱家骅的报告中，不无得意地宣称：联大区党部不仅能指挥全校党员教师，而且"能指挥团部，领导大部分之学生"。《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当时外间舆论也认为西南联大是"党团合一"。《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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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
三 教授入党的情境
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更多的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
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过国民党，后因长期不与国民党发生组织关系，实已无形脱党，战时又重新填表加入。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不能对他们的入党动机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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