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自称"与外间断绝往还，专心治史"，"一向不谈政治，与任何组织不生关系"。《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当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列举多种理由表示"恳辞"。后得知此事已由蒋介石批准发表，并出于对朱家骅这位师长的尊重，姚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姚也随之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在此期间，姚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并由一名"纯粹的"学者逐渐转化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姚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期间，又介绍身边的一批同事、朋友相继加入了国民党。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姚从吾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加入的。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当他向朱家骅推荐某教授入党时，除简介其学问品行外，还会介绍该人的私谊关系。姚从吾推荐给朱家骅的人，大多与朱家骅有一定的学缘关系，或留学德国，或出身北大，或中研院同事等。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相同或不同的留学背景，常常是影响他们相互聚合或疏离的重要因素。显然因为朱家骅的关系，西南联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分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姚从吾在致朱家骅的信中这样写道："凡与先生有学谊者，第一虚心请其与党合作，其次当使为党之诤友，再其次亦为党部之朋友。"《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6月3日）。被介绍者中，有的对入党比较积极，有的虽不大情愿，但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而勉强加入。如史学系主任雷海宗，与姚相交甚密。姚对其反复游说，雷仍有些犹疑。姚请朱家骅亲自出面邀雷入党，雷碍于情面方表示允可。《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日，引者注：该函原件无时间，年月系根据信的内容推断）；《朱家骅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复朱家骅函》（1942年12月31日）。

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张伯苓是1941年加入国民党的。最初孔祥熙曾让行政院参事张平群动员张伯苓入党。继而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亦向张作过同样请求。最后是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赴张氏寓所，请其参加，并将党证放置在张伯苓的桌上。张伯苓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将党证"璧还"，只好认可。参见《南开大学校史》，第271页。

联大教授中，考量个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其人。其实党票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政治机会，多是希望通过入党而与朱家骅建立私人关系。姚从吾在私下里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禄，"利害观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之所以如此，与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大有关系。国民党虽然号称"以党治国"，但在人事任用和晋升时，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私人背景。

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00~302页。通过朱家骅介绍特许入党，一则可以体现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则可以借机与介绍人建立私人交情。联大教授中那些想与"党国中枢要人"发生私人关系者，亦希望借由朱家骅介绍入党而与朱建立私谊，对国民党的"公"组织并无多大兴趣。

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