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凡事透过刘斐，这还有什么军事机密可言？所以刘安祺上将曾经在他的访谈录中说，我军简直是追随刘斐和郭汝瑰的魔棒在走，按郭汝瑰任参谋本部作战厅长，也是共谍。

妙的是，国共双方多次交手之后，父亲根据几次惨痛经验，意识到中共在最高统帅身边可能派遣了谍报人员，察觉到情况不对，父亲马上改变，在改弦易辙之后，方能在五天内打下延安。比如说，他派第二十九军对大小崂山佯攻，果然遇到坚强抵抗，数日不下，另一方面派第一军从山西过来担任主攻，出乎中共意料之外。

中共方面是要坚决抵抗，保卫延安的，这可以从中共第一野战军的战史记载中得知梗概，中共中央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坚决抵抗。

打下延安之后，部队尽管极为疲惫，胡宗南部仍准备穷追不舍，这时，南京国防部来了紧急电报，命令父亲「穷寇勿追」。父亲既然接到上级命令不追，只好暂且按兵不动，保持战果，但心里依然筹划着如何追击，正待采取行动，这时南京国防部又下达命令：河南军情危急，立刻派第一军支持河南。几乎是屡试不爽，只要执行南京的命令，部队必然失利被歼。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第二十九军被打垮，就是后果。所以，父亲部下彼此警告，听国防部的命令我们准打败仗，不听命令，我们就打胜仗，这已成为铁律。熊向晖在一九四七年已离开我父亲，他造成的影响，相较之下已经是次要的次要，真正问题在南京国防部。大战略与大部队的布署安排，全部曝露无遗，夫复何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南京已经撤退，共军也已渡江，奉到国防部命令，要父亲将战线缩短，撤出西安，所以他就把部队撤退到汉中。那时胡宗南部还有几个军的实力，兵员十数万人。早先，当局从他的麾下抽调了好些部队去剿共。东北战役中，范汉杰就是我父亲派到东北去的。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及其所部，原本也归胡宗南统领，他被派去支持傅作义，这些部队后来都在平津战役中损失殆尽。徐蚌会战，胡宗南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仍有若干部队参与其中。

所以，当父亲撤出西安时，旗下仍有十几个军的番号，但真正的主力是第一军、第三军。其它的几个军，虽有番号，然员额不足。负责的防务，东起陕豫边境，西至甘肃南部及东部几千里。前线每天跟中共西北野战军作战，战报不绝如缕。

一九四九年五月到汉中，一出西安，父亲有鉴于四川仍很完整，力主部队应该下四川，稳定川局，代总统李宗仁坚决不允。在汉中，担误近半年时光，等到终于奉蒋先生命令下四川，局势已经无力回天。胡宗南部幕僚转述，基于集中兵力之思考，父亲的幕僚们曾经有好几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直冲山东，到江苏连云港。第二个想法，直冲武汉，武汉位处华中交通枢纽，一旦情况危急，可南下广州或江西，再退往台湾。第三个想法，是下云南建立长期游击根据地，但情势变得太快，这几个想法都未付诸实现。（后来据担任蒋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表示，第三个计划是蒋先生的决定）

李宗仁不管事，中枢无主之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蒋先生自台湾飞重庆指挥，要父亲下四川，父亲感喟说：「现在要我下四川为时已晚，大部队入川，无异等着被共军瓮中捉鳖。」父亲在汉中主持秘密会议，会上发言盈庭，那是决定胡宗南部队行止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父亲随从参谋回忆，蒋先生不断从重庆打长途电话到汉中，想直接找父亲讲话，父亲一反常态，始终避不接听。俞济时奉蒋命，连打三次电话，父亲最后出于无奈接了电话。「总裁有令，你马上带部队下四川！」

那段期间，父亲当时主持陕甘川绥靖公署，部队分散在各据点与共军不断接战，他接到此令，非常苦恼，他在会议上告诉高级干部，现在把大部队带进四川，战略上将陷于完全不利的地位，会被共军围而歼之；日后，人家会说是我胡某人丢掉大陆的！最后，父亲的参谋长罗列将军起立发言：我们不下去也不行，如果我们不入川，蒋先生必成共军俘虏，你胡某人的责任更大！最后父亲流着眼泪，勉强按照命令进入四川。

国共战争末期，大部队缺乏机动交通工具，光靠两条腿跋涉行军，势必减缓过大巴山南下四川的速度。蒋先生原先答应，预备调集八百辆大卡车给胡宗南部队，结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集军用卡车一百部。胡宗南部克服重重困难，越过大巴山，如同《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邓艾下阴平入蜀；并利用原有在四川北部重镇广元，作为指挥中心。

川陕甘绥靖公署准备由主力部队第一军进驻成都，并保障川北其它各军在共军猛烈攻击下转进之安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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